古代中国是日本慷慨无私的老师，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承认：“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人来说，常常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然而，近代以来，由“学生”的身份摇身一变而成为“老师”的日本，却对中国张开了血盆大口。早在清代末年，日本政客就悍然声称：“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如果兵力足以控制其民众，那么中国人无不帖然服从。”

    一八七九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满清政权无暇顾及这一远在海外的属国。当时，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亚洲访问，中方托他居中调停。格兰特到达日本之后，两次给李鸿章写信，信中说：“我很盼望中国能够自强，但是日本有很多奸人愿中国日渐衰弱，他们好趁机图得便宜。”

    随从格兰特访问的杨约翰，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公使，他在信函中说得更加直率：“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弱，自家强，所为无不遂者。彼既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既如此，则他国难保无轻视欺凌之事。”更值得中国反省的，是杨约翰下面的几句话：“中国如果愿意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因为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中国大害在弱之一字，国家譬之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

    在抗战的硝烟中，越来越多中国的爱国志士们体认到了这几句肺腑之言。

    气势磅礴的抗战图景，是由每一个中国国民的抗战汇聚而成的。在五四时代呼唤个体独立、精神自由的作家郁达夫，就是抗日洪流中一滴晶亮的水珠。

    抗战爆发之后，郁达夫像一枚蒲公英一样飘向南洋，那里是抗战的另一个战场。最初，郁达夫在新加坡主持多家报刊的编务，以笔为刀枪，痛斥日军的暴行，歌颂同胞的英勇。一九四一年，郁达夫在一篇纪念“九·一八”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不抗战，我们决不会使这伟大的实力，能发扬光大得如此之速。不抗战，我们的团结坚忍之美德，也无从使世人看到得这样的显著。”郁达夫火一样热情的文章，鼓舞了无数的海外华人，增添着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落入日军之手，郁达夫被迫开始了新一轮的流亡。

    郁达夫生命的最后一站，是处于日寇统治下的苏门答腊。

    这四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困窘的一段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一段岁月。以他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大作家的身份，却必须化名为“赵廉”，伪装成为一个庸俗的商人；面对着多年来痛恨得咬牙切齿的日本侵略军，他却还要强颜欢笑。已经身为酒厂老板，又是长期嗜酒如命、不可一日无酒的郁达夫，为了随时保持头脑的清醒，竟毅然戒酒。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郁达夫神秘失踪。这位鲁迅最好的朋友，像鲁迅那样实践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多年来致力于破解郁达夫死亡之谜。作为一个日本国民，他带着否定郁达夫被日本宪兵队杀死的想法去做调查。但调查结果与他的设想相反：原来，那个下命令杀害郁达夫的宪兵队长尚在人间，只是畏罪隐居乡间。

    经过多次访谈，耐心说服，并且答应不告发不追究其罪行，这个杀人魔王终于交待出杀害郁达夫的真相。当时，日本军部知道了“赵廉”就是郁达夫之后，劝说他去东京或上海，都被严词拒绝。正在等待如何进一步处置郁达夫时，日本宣告投降。日军知道郁达夫掌握了他们大量的侵略罪行，当地宪兵在奉命在撤退之前对郁达夫下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日军派出四名宪兵，找一个印尼人诱骗郁达夫出门。开车到荒野之后，将郁达夫活活掐死。

    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宪兵依然悠哉游哉地活着，他运用种种手段逃脱了战后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