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称他们为“战犯政治家”。由某些战犯重新粉墨登场、主宰政局得情况，在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的前法西斯国家中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某些大讲侵略战争是解放战争、日军并没有干坏事的日本官僚和商人，也继续充当富可敌国的财阀和呼风唤雨的经济鳄鱼。这些精英人物完全没有创建新日本的意识，他们维持着一种半封建的天皇官僚统治模式。日本学者本泽二郎在《天皇的官僚》一书中指出，战后的日本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都不充分，日本依然不是民众的社会，而是官僚的社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官尊民卑”的社会。

    战后的日本，虽然初步建立起了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但是既没有在官僚体制和文化精神上精心脱胎换骨式的变革，也没有完成一次全面而彻底的“全民反省”和“全民谢罪”。历史虽然迈进了二十一世纪，对昔日由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支撑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圣战”心理，某些日本人依然情意缠绵、不忍割舍。

    “天皇像平常人一样死在床上，与此相关有两点事实让人感到悲哀——一点是她居然能得享天年；另一点是在有关他的许多最肮脏的犯罪尚未得到应有的惩罚前他便死去。”这是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刊登在英国《太阳报》上的一篇题为《地狱等着那位万恶的天皇》的社论中的一段点睛之笔。

    尽管日本外务省因此向英国方面表示抗议，但这篇社论告诉人民，经历过二战的英国士兵，在四十多年后，对战争期间日本人在南太平洋地区虐待俘虏的暴行尚未忘却。那么，曾受到更大摧残的中国人民是否忘记了天皇的罪恶？

    日本近代天皇制，与其说是日本传统与文化的象征，不如说是日本政治气候的晴雨表。自“明治维新”以来，历次日本的政治与社会变迁都首先在日本人对待天皇的态度上体现出来。

    在日本历史上，天皇经常被任意罢免、放逐以至被人民所遗忘。天皇与民众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幕府时期甚至还出现过天皇宫廷贫困潦倒、向商人借贷的窘迫状况。日本历史上还出现过若干位女天皇，其血统早已经历了多次的断裂。

    当幕府统治失去民心之后，作为攘夷安内的对策，后期水户学派将天皇作为绝对权威加以美化，并将这种理想化的天皇作为国家统一的凝聚力。日本历史学家富永健一在《日本的近代化与社会变动》一书中认为，“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将古代专制国家的天皇作为近代国民国家的理想的统治者，因此“明治维新”可以说是由对古代天皇制的恢复而展开的。而且，这种恢复以一种变本加厉的方式来快速推进。

    明治以前，日本学校进行的是松散的爱国教育；明治期间，皇祖皇宗教育已经成为唯一重要的内容。在小学就有拜天皇像、升国旗高呼万岁等规定。一八八零年的教育令要求，必须大力培养学生尊重天皇的感情。在日本战败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人在学校里所受的是这样的教育：天皇的祖先是太阳神、天照大神，天皇是日本自开国以来的统治者，天皇的家族自古以来就未曾中断过，也就是万世一系，而且认为日本是神国；天皇既是神又是人，而且还是日本人的祖先；天皇的日本有统治世界的使命。

    明治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具有神性的天皇对维护日本国体的重要性，为了表明天皇对民众的关爱和扩大天皇在民众间的影响，天皇还亲自到全国各地去巡幸，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明治天皇在位四十五年，其间他外出巡幸达八十多次，足迹几乎遍及全国。这套无孔不入的宣传教育模式，终于掀起了民众对天皇疯狂的热爱和崇拜。

    天皇是战争的核心。对于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作了三个方面的分析：第一，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是大日本帝国唯一的、最高的统治者，也是大日本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