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没有完成的审判
所以从事了长达十五年的战争,乃是由于迷信这场战争是正当和正义的战争。它的正当性与正义性的根据首先就在于它是‘圣战’,即天皇的战争。正因为是‘圣战’,正因为日本国民为了天皇陛下而甘愿忍受一切困苦与牺牲,所以或在遥远的南溟,或在北边的冻土,便去玉碎、特攻、自决。天皇难道不应为自己的无德而惭愧和谢罪吗?难道不应采取与此相符合的去就吗?”
天皇的态度却与之相反。裕仁在后来发表的《独白录》中,恬不知耻地将自己描述成“为和平而苦恼的天皇”、“一贯祈求和平的天皇”。他企图将自己手上的鲜血洗得一干二净。
天皇崇拜是日本社会至今未触动的毒瘤。东京审判的最大缺陷就在于:没有追究战争元凶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责。
日本学者安丸良夫曾经是一名“军国主义少年”,在听到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之后流下了眼泪。经过对自己的青年时代以及对整个日本社会的反思,在《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一书中安丸良夫指出,现代日本人虽然格外珍视个人的自由,但却在一种伪造的观念体系中寻求认同感,天皇制对每个日本人来说也是一个“耻辱的纪念碑”。
然而,认识到天皇制是“耻辱的纪念碑”的日本人寥寥无几。东京审判中天皇的缺席,民主改造中天皇的逍遥,战后文化教育中对天皇罪行的遮掩,使得天皇的重新被神话成为可能。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不久,便出现了保守思潮的回归,天皇制也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前首相中曾根就曾经宣称,天皇就像是璀璨的阳光一样的存在。保守派作家出云井晶写道:“英国有四百五十年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而后来又有三百年受法国国王的统治。斯图尔特家、汉诺威家、温莎家,血缘关系几度发生过变化。但我国则是万世一统,皇统连绵。‘天皇之国——日本’是一个杰作,在全世界不论哪个地方都没有这样非常文明、非常卓越的国家。”政界和文化界对天皇制度的颂扬是不遗余力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天皇的支持率一直在上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裕仁天皇病重的时候,到皇宫签名祈祷的人有时一天达七万人次之多,队列绵延一公里之长。
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日本官方发表声明指出,即将正式法定为国歌的《君之代》中的“君”就是指天皇,由此日本国歌再度成为对天皇的赞美。明治学院大学加藤典洋教授认为,《君之代》与作为战后日本国民存在基础的民主主义相对立,在法律上将《君之代》规定为国歌也就意味着日本国民的自我否定。把《君之代》立法化意味着,日本国民虽因战败而获得了主权,但在五十四年后,又自己选择了与战前同样的和天皇的关系。
由此可见,天皇制度得保留,成为战后日本保守势力“借尸还魂”的制度保障和精神源泉。虽然战后“象征性的天皇”与战前“主权性的天皇”有了巨大的区别,但两者之间并非没有发生转化的可能。
同时,在清理历史垃圾、审定战争罪责的时候,由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这场没有完成的审判,使日本大部分民众对战争的性质依然充满矛盾和模糊的认识。他们认为,既然天皇都没有罪孽,那么天皇的将军、官僚和士兵们也都没有罪孽。
长期以来,对外侵略是日本的基本国策,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许多日本人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对外侵略是理所当然的。审判的不彻底使日本人认为,自己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但这仅仅是战争策略的失败、时机选择的错误等,而没有意识到对外侵略本身的非正义性。
东京审判早已结束。然而,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东京审判是一场远远没有完成、也依然没有结束的审判。
正因为东京审判的漏洞和缺陷,才导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国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