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上，但没有“人”的现代化，这支“硬件”好、“软件”差的庞大舰队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士兵们在炮台上晾晒衣服，即便是邓世昌这样的优秀舰长，也将宠物带上军舰照料。观察到这些细节之后，日本的谍报人员便确信，日本舰队一定能获得胜利。

    一个国家的振兴，人是最重要的因素。谈到日本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根本原因，东方人和西方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教育。日本的经济奇迹，确实得益于完善的教育体系和由此培育出来的高素质的国民。

    一个举世公认的观点是：教育是一个国家能否建设成为文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竞争，实际上就是教育战略的竞争，就是国民素质的竞争。

    早在上个世纪初，日本文盲率就几乎降到了零。“明治维新”中颁布的《学制》中明确指出，要让整个日本“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

    今天，日本适龄儿童与少年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一百的小学教育和百分之一百的初中教育，百分之九十六点八的初中生入高中学习，百分之五十的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学习。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四十八。日本的终身教育也非常普遍，许多七八十岁的退休老人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电脑和外语。

    日本有十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八位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日本已经制订计划，在未来五十年中，将此人数提高到三十名。日本科技人员的总数，按照万人人口和万人劳动力比例两种口径计算，从一九八六年起就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日本每年专利申请件数维持在三十九万件上下，也居世界第一位。

    然而，中国的数据与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文盲半文盲的人数，约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数据，一九九二年度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二点五，这一比例到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更是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在世界一百五十一个国家中，名列第一百四十九位。

    中国仍有四分之一的县没有普及小学教育，贫困地区、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中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十。全国平均中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四，也就是说全国有百分之五十六的孩子没有读中学。全国大学升学率不到百分之二，即使完成国家“教育发展纲要”的计划，仍大大低于世界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的平均数百分之十六，更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的百分之四十二相提并论。直到今天，人口十倍于日本的中国，仍然与各项诺贝尔奖无缘。

    当日本明治政府将甲午战争的赔款大部分用于基础教育的时候，中国刚刚启动的戊戌变法却把教育的重点放到了创办京师大学堂上。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也许是出于自私的想法，也许是出于好高骛远的理想，企图一下子就兴办起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来。他们却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常识：空中楼阁是建立不起来的。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普遍而高水准的基础教育，孤零零的几所贵族化的大学无法对国家的近代化进程发挥良性的作用。

    历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中国的决策者们似乎仍然没有吸取这一前车之鉴的教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将数百亿教育经费投放到少数名牌大学之中，并大肆宣传教育“产业化”的错误方向，使得基础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雪上加霜、步履维艰，使得九年制义务教育几乎形同虚设，使得几乎大部分城乡民众都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痛苦不堪。

    当中国许多一流的学者盘踞在大学的象牙塔中沾沾自喜的时候，日本大量的知识精英都走向中小学的课堂。他们不认为当中小学老师是大材小用，他们深知这一职业紧紧关联着国家的未来。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