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地价和股价大暴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未能发挥人们期望的正面影响力。相反，有百年历史的山一证券、大名鼎鼎的八百伴百货公司以及北海道拓殖银行相继倒闭，象征着日本经济陷入萧条之中。

    在经济危机的背后，更严重的是人的危机。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大部分中产阶级单纯追求个人享受，对周围的人群漠不关心，年轻人中传统的认真敬业的精神变得淡薄，新闻媒介依附于权力和资本丧失了监督的理念，教育上出现精神空洞化和由于人口减少而导致的课堂崩溃。这一切都说明：日本国民精神的自我完善，还必须通过一次次对历史的自我检讨，以及对现实弱点的诊断和治疗，不无痛苦地来完成。

    那种认为历史检讨会带来“民族自虐”的观点，恰恰是对本民族自救最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正是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最大的病根。

    二十多年以前，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发现了日本在亚洲的孤立地位，他指出：“日本似乎在亚洲逐渐孤立。我会见的所有亚洲国家领导人，都不认为日本是朋友。”这种暴发户式的孤立是日本自己造成的，它既对日本自身的和平与发展不利，也对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不利。

    施密特认为：“虽然有一些政治家意识到，日本人在世界上尤其是在邻国缺少朋友这个事实，他们很想有朋友，但不懂得如何去赢得朋友。与此同时，由于日本认为不对他人的侵略和暴行表示道歉就可以过关，又给它要在邻国建立信任的努力增加了不必要的困难。”作为旁观者的施密特的这番真诚告诫，被多少“身在庐山中”的日本人听到了呢？

    近代以来，东北亚地区就像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一样，纷争不断、战火连绵。中国、日本以及南北韩之间的和平共处，一直是善良的人们的梦想。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日中关系的稳定是亚洲和平的基石》的社论。这篇社论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日两国国民的想法：和平是两国国民共同的事业，维护平等、健康而稳定的中日关系，对中日都是不可忽视的大事。两国应当走出一条“双赢”的道路来。

    我们应当意识到，作为邻居的日本，其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其保守势力不承认战争罪行、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侵占钓鱼岛等等，而在于它那理性的国家管理、成熟的社会机制、高素质的国民以及深谋远虑的国际竞争战略与策略。

    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日本作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形象，已然呼之欲出。当中国正在与俄罗斯谈判共同开发西伯利亚石油资源的时候，日本后来居上与俄罗斯达成了共建

    石油管道的合作计划；当中国刚刚与东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时候，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将东盟各国首脑邀请到东京，以巨额投资和经济援助吸引东盟与日本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中日之间在国际舞台上激烈竞争的态势隐隐形成。

    中日之间，既有值得怀念的友谊，也有不堪回首的血泪。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假如这一切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开始算起的话，这份沉重和复杂就几乎无法摆脱了。如果我们再放宽历史的视界，从日本派出遣唐使到中国的时候算起，两国的密切交往已经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了。其间，老师与学生的身份发生了巧妙的错位，兄弟和敌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奇特的置换。

    悠久的历史只有成为反思的资源时，才是值得宝贵的财富；深重的苦难只有成为奋起的动力时，才是值得骄傲的资本。

    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尊敬和重视，第一步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具有公民素质和文明意识、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大写的“人”。正如五四运动的旗手、启蒙主义的先驱胡适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