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我们位于圣心教堂附近的贝克海尔街的房间里。加拉要在次日上午动手术，当晚得在诊所里安静地过夜。手术很难做，然而加拉毫不在意，下午我们用来制作两件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她好像一个孩子，制作出令人吃惊的不同物件的装配物后，再无意识地把它们破坏掉。后来，我才懂得她的作品充满了对她那临近的手术的无意识暗示。卓越的生物学特性在其中体现得十分清楚：一些金属触角准备撕碎一些薄膜，一碗面粉减轻了那些乳房的冲撞，在教房处生出了一根公鸡的羽毛。我本人制作了一个quot;即将入睡的钟quot;：在一个豪华的底座上放置了一只大的棍状面包，在面包背上，排列整齐地嵌着一打装满塘鹅牌墨水的墨水瓶。每个墨水瓶上插着根色彩各异的羽毛笔。我为产生的效果欣喜若狂。

    黄昏时分，加拉的作品完成了，于是我们决定去诊所前把它给安德烈·布列东看看。我们叫住一辆出租汽车，小心翼翼地把这件作品放进去，很不幸，刚一摇动，它就散开了。盛着一公斤面粉的碗倒了下来。我们看到自己浑身一片白。出租汽车司机不时回头张望我们，他的眼神里流露着同样多的惊异和怜悯。他在一家面包店前停住车，我们又买了一公斤新鲜面粉。一个事故接着一个事故，我们很晚才到诊所，像幽灵一样出现在院子里，站在迎接我们的那些护士面前，样子显得很怪。我和加拉拍打着身子，一大片云雾状的面粉从我们的衣服和头发上飘散开来。我把加拉留在诊所，很快回到家里，同时继续漫不经心地拍打着身上。我晚餐吃得很香，吃的是牡蛎和烤鸽子。喝过三杯咖啡后，我重又动手制作下午开始搞的作品。从离开它的那一刻起，我一直急于回到这极工作上来，我始终想着我的作品，这种不关心妻子手术的态度，令我自己都有点儿感到吃惊。但是，哪怕我尽力去做，我也感受不到一点点不安。

    就像被灵感控制的音乐家，我感到在自己心中翻腾着各种构想。我添上了六十个墨水瓶的形象，在它们上面，插着用水彩在小小的方纸片上画出的笔杆，用一条线把这些形象吊在我的面包下面。我出神地凝视着我的作品那极为实在而又荒谬的形状，随后在凌晨两点左右，我躺下来，陷入天使般的甜睡之中。五点钟，我醒了，这次就像个魔鬼一样。我生活中的最大苦恼把我钉在了床上，费了半天劲，我终于把令我憋闷的那些被子抛开了。我浑身都是悔恨的冷汗。天亮了。鸟儿疯狂地歌唱使我彻底醒了过来。

    加拉，加露来卡，加露演基尼达！我的泪水涌了出来，它们就像生孩子的抽搐一样灼热和痛苦。一旦止住了泪水，我就更新看到靠在卡达凯斯一棵橄榄树上的加拉的形象，重新看到夏末在克鲁斯海呷的岩礁中弯腰拾一块光彩夺目的云母石的加拉的形象，重新看到游得好远只能让我看到一张微笑的小小面孔的加拉的形象。由于重睹上述景象，我的泪水很快又涌了出来，这回它们流淌得更厉害了，好像感情的机制压紧我眼球的肌肉膜，要让泪水流尽似的。我的爱情的每一灿烂景象，都装在了回忆的青灰色酸柠檬中。

    我奔到诊所，怀着野性的痛苦，一把抓牢外科医生的大褂，使得他特殊地看待我。一周内，我时刻在哭泣，整个超现实主义团体都惊呆了。最后，在一个星期天，危险过去了。死亡恭顺地匆匆退去。加露来卡微笑了。我抓住她的手，紧贴在我的面颊上，充满柔情地想到：quot;在这之后，我或许会杀了你。quot;

    我去维也纳游历过三次，三次旅行在一点上十分相似。早晨，我去看塞尔南收藏品中的维米尔作品，下午，我有充分的理由不去看弗洛伊德，这理由就是每次都有人告诉我，出于健康的原因，他呆在乡间。我忧郁地忆起吃着巧克力馅饼，拜访古董商，在维也纳漫步的情景。晚上，我独自一人与弗洛伊德进行了想象中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