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完成两幅画，一幅是命题创作，另一幅是自选创作，刚刚在学院内部展出了它们。可是一切似乎都极平庸，只有达尼埃尔·瓦斯凯兹·狄亚兹那两幅是例外，这两幅画的风格跟当时被称为quot;后印象主义quot;的风格相似。我的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地上，最积极最有才气的学生中，有些人已经迷恋上瓦斯凯兹·狄亚兹了。瓦斯凯兹·狄亚兹还没达到立体主义的阶段，但他的影响力足以使大家接受我的某些东西，而如果这是我说的，大家还不会加以考虑。合乎逻辑地，我应当成为瓦斯凯兹·狄亚兹的支持者。不幸，学生们了解到由于一些卑鄙的阴谋，瓦斯凯兹·狄亚兹将被排斥，取代他的是某个家伙，此人根本不配获得竞争的教授职位。我跟同学们一起来到展览厅。不可能再有什么怀疑了。我第一次同意他们的看法，尽管在我内心深处，我偏爱任何一位懂得调色的老学院派画家。可是这类画家几年前就完全灭绝了。我选择了瓦斯凯兹·狄亚兹。下午，最后一位竞争者简短陈述了他的教学法。接着评审团退场进行评议，他们回来宣布任命另一个人为教授。在主席致结束语前，我悄悄站起身走掉了，我的团体的朋友们正参加由后来成为西班牙共和国总统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领导的一次知识分子会议，他们在等我。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同学们一派恐慌，有人告诉我，由于昨天的事件，我被除名了。我没把这当回事，自认平静的离开不能成为开除的理由。但重要的并非这件事，而是因为在我沉默的抗议之后，学生们开始辱骂评审团的成员，并恐吓和痛打他们。结果这些院士不得不把自己锁在学院大厅里，要是骑警没赶到校园，大家就会用长凳撞开大厅的门，把这些院士赶走。造反的头头只能是发出信号的我。我徒然为自己辩白，但无济于事。我被皇家美术学院除名了一年。此后没几天，我就回到了费格拉斯。国民卫队到这儿拘捕了我，把找关进该市的监狱。一个月后，找被移解到赫罗纳监狱，随后因找不到任何受理这一案件的充足证据，无法长期拘押我，终于释放了我。我回到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卡塔卢尼亚。未来的长枪党创始人霍塞·安托尼奥的父亲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用强有力然而又是仁慈的方式，在起义一开始时就把它镇压了下去，我费格拉斯的每一位朋友都是革命者和分离主义者。我的父亲，通过他公证人的职位，必定在选举时目睹了法院某些滥用职权和行私舞弊的行为。至于我，我不停地谈论无政府主义、君主专制政体，尽力把它们结合起来，使精神的普遍混淆达到完善的境地。我坐牢这件事增加了我的光荣。对我来说，这尤其是种乐趣。把我与政治犯混在一起，他们的朋友和父母塞给我一大堆礼物。每天晚上，我们畅饮香滨酒。我写了《巴别尔塔》的续篇，借助想象重温马德里最后的那些日子，我现在能从中得出有益的经验。我同样高兴能重见我那盎浦当的风景。正是在从赫罗纳监狱的铁窗凝望它时，我明白了自己终于成功地变老了一点。这就是我向往的一切，我从马德里生活中获得的一切。在重返监狱那一刻，最好能感到自己更老了些。对精神来说，这是多么轻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