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我重又回到床上，以便最舒服地审视这个惊人的现象。为了更好地看到她，我始终坐在床上，可我想整理下背后的两个枕头，还不到一秒钟，在我转过头来时，她就不见了。她并不是慢慢地融化的，而是突然消失的。

    这个幻觉使我希望还有别的幻觉。可幻觉不再重复出现了。然而每当我打开门，我就感到有可能看见某个不正常的东西，不过在那时，我实际上也并非quot;正常quot;的。有各种可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确定quot;正常quot;与quot;非正常quot;的界限再也不是基于活的生命。如果我说1929年在卡达凯斯我不正常，这只是同我写这本书的今天比较而言的。无可争辩，通过适应现实，我在这方面取得了几乎无法置信的进展。在我有最初的幻觉时，我热衷于我身体中种种不正常症状，竟然达到要去激发它们的地步。每天早上，我都要浇灌一下我疯狂的植物，这只是因为在它长出将吞噬我自己生命的花与果之际，我了解到应当用脚踢踏碎这个植物，让它回到地下并重新征服我的quot;生命空间quot;。听到quot;为荒谬而荒谬quot;的口号，我应当在年底换上已经成为天主教精华的quot;征服荒谬quot;的口号。荒谬给我留下了它的各种秘密，我通过奋力进行我的毁灭性的征服，通过试图把整个超现实主义团体拖向我，从而小心地保护了这些秘密。

    在1929年，这时已因此成了男子汉的我，住在用石灰刷白的卡达凯斯，住在这个我度过童年和青春期的小村庄。我是个男子汉，我每天都尽力变得更疯一点儿。就在这时，我开始染上大笑的毛病，它发作的太剧烈了，我随后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我为什么笑？几乎没什么理由。例如，我想象着三位很矮小的神父一个接一个地走过一座像皇村中日本式花园里的罗锅桥，他们之中最后一位也是最矮小的一位神父刚要走过桥的那一瞬间，我死命从后面踢了他一脚。他像只遭围捕老鼠似的停了下来，调转方向飞奔着逃掉了。我从后面踢他时，这位矮小的神父脸上流露出的惊恐表情，让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笑的。我只要回忆一下这个场面，就会捧腹大笑，根本无法停住和忍住，而且我在任何场合下，都会因想到这件事而大笑不止。

    大量例子中的另一个例子是，我喜欢想象跟我谈话的人或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的头上立着一只小猫头鹰。而在这只猫头鹰的头上，醒目地摆着一滩粪便。猫头鹰是雕刻出来的，而粪便则是我拉出来的。这只托着屎的鸟儿并没有在这些人身上产生我所设想的那种效能。在某些人看来，它的喜剧效果达到了顶点；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根本没有喜剧效果。我必须更换猫头鹰所呆的人头，但经常我找不到恰好能配合我想法的人头。当我找到它时，我注视着那位并没注意到我刚在其头顶上放了东西的人的面孔，注视着这只鸟儿的凝固的眼光，我的快乐达到了顶峰，什么都无法与之相比。我的阵阵大笑是那么强烈，伴随着它们而来的便是一阵阵痉挛。人们从楼下的花园听到我的笑声，父亲停止了一会儿手头的活计，他正在浇灌晒得枯萎的光秃秃的蔷额。

    quot;发生了什么事？还是这孩子在笑。quot;他高兴而又有点儿担心的说道，不过仍继续干起活儿来。

    这时，我收到我的画商卡米尔·戈曼的一份电报，我跟他刚签订了一个协议，根据该协议，他付三千法郎后将独家拥有我夏季的作品。下一展览季节，他要在他的画廊里展出我的绘画作品，我将得到自己那份提成费。不管怎么说，他用三千法郎，成了我三幅由他挑选的油画的所有着。父亲觉得这条件很公道。至于我，我还没能对钱有确切的概念呢。我确信五百法郎的硬币应当比一千法郎的钞票更耐花。对读者来说，这似乎太不像真事了，不过当时了解我的那些朋友的证言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