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这在今后的艰难岁月中将起到很大的作用。鉴于储备仍然不够，我们请求所有的囤积有粮食和燃料的商贩尽快将物资运到安全区来出售。此外还有必要再次指出的是，委员会希望商贩们以能够接受的价格出售商品。

    住房委员会在上周详细了解了区内所有可供使用的房屋情况。如果区内的私房主以及私房的租户能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慷慨和爱国，与朋友合住，或者将房子以和平时期的半价出租，那么我们估计，安全区内有足够的房子安置市内剩余的居民。

    昨天的报纸已经公布，公共建筑物和学校留给最贫穷的人使用。调查表明，如果每人需要16平方英足的面积的话，这些建筑物可容纳3.5万名贫穷的难民。区内的几乎每一所学校都随即自愿慷慨地同意将建筑物用于此目的。在上一周这些学校已经为安置贫穷的难民作好了准备。

    上校在安全区的界线的问题上不肯让步，于是我威胁说要甩手不干，并说我将致电元首，由于唐将军的失信，难民区无法继续存在。上校和龙先生忧心仲仲地回去了。这个时候我们拿定主意，走出重大的一着，当然对这一着棋我们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我们想再面见唐将军一次，力争说服他放弃对内城的保卫。令我们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唐将军竟然表示同意，但条件是我们必须征得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同意。我和米尔斯牧师，还有贝茨博士在龙上校和一名士兵的陪同下来到了美国炮艇“帕奈”号上，通过美国大使馆的艾奇逊先生发出了下列电报：

    我和现在位在我旁边的“军官道德修养协会”的黄上校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黄坚决不赞成设立安全区。他认为这样一个区会瓦解南京部队的士气。他向我解释说：“我们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才输掉了这场战争，我们应当能守卫得更好一些。我们应当用自己的热血来保卫祖国，不让日本人占领一寸土地。但是我们退却了。南京应当守卫到最后一个人。如果你们不建立安全区，那些现在搬进区内的人们本来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士兵的。”对这种奇谈怪论我能说什么？这么个人竟然是最接近蒋介石最高统帅部的高级官员！“是这样的：留下的人之所以留下，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带着自己的家人和一点点财产逃走，他们是穷人中最穷的人，难道应由他们以生命来弥补军方所犯的错误吗！尊敬的黄先生，你为什么不命令南京那些富有的市民，那些逃走的有钱的80万市民留下来？为什么总是要那些社会最贫穷阶层的人来献出他们的生命？”

    沈牧师先生正着手在区内建立负责卫生设施的组织。由于缺乏工人，因此在这方面也有不少困难。

    中国军队的军事设施正撤出安全区。宣布安全区为非军事区的通告近期将会正式发布。

    现在在南京的国际委员会也为本城作了同样的建议，这个区域的界址开在下面：“东面以中山路北段从新街口到山西路广场为界；北面以山西路广场沿西到西康路（即新住宅区的西南界路）为界；西面以由西康路向南到汉口路交界（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又向东南成直线到上海路与汉口路交界处为界；南面以汉中路与上海路交界处到原起点的新街口为界。”这个区域的边界都用了旗帜作记号。在旗帜上面有一个红十字，红十字以外再有一个红圆圈，并在旗上写了“难民区”三字。

    罗森博士断定，其他国家的大使没有得到类似内容的电限。这样，委员会就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处理这个消息，同时又不泄露发电人是谁。罗森博士建议我们和蒋介石的夫人取得联系。

    由于在目前的紧急形势下没有其他出路，所以国际委员会只有非常不情愿地承担了由马市长转授的负责安全区行政管理工作的责任。一旦困难时期过去，委员会承担的责任也将随即停止，并将应南京市政府的请求将这种责任归还给市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