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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年二月日记3
    昨天去日本大使馆,想会见福井先生,未遇。当晚6时,他来看我,商谈我去上海事宜。他果然忍不住威胁我说:“如果您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您就是与日本军队为敌。”他告诉我说,克勒格尔的报告非常差劲,并以一封来自伦敦的长篇电报为例,说明克勒格尔的思想很坏。他相信,此份电报是从香港拍给他的。我忙安慰福井说,依我看,那段时间克勒格尔根本不在香港。这显然毫无意义,因为电报有可能就是在上海拍的。从下面1月28日克勒格尔的来信中得知,他在上海作了详细报告,并同意公开发表。我问福井,允许我在上海说些什么,他回答说:“这就由您自己斟酌了。”对此,我说:“依我看,您期待着我对报界这样说:南京的局势日益好转,贵刊不要再刊登有关日本士兵罪恶行径的报道,这样做等于是火上加油,使日本人和欧洲人之间更增添不和的气氛。”“好!”他喜形于色地说,“真是太棒了!好吧,我亲爱的福井先生,现在请您给我机会与你们的麻生将军和本后少佐亲自谈谈此事,听说本后先生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我认为,我和贵方之间,即委员会和日本军方之间总会取得谅解并进行友好合作。我们为鼓楼医院争取到几个外国医生和护理人员,您为什么还拒发他们来南京的通行证?为什么不允许我们从上海船运粮食来南京?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外交部里面的红十字医院?这个医院还是由我们委员会提供食品的呢!”他的答复就是耸耸肩膀或是翻来覆去的那一句话:“如果您说日本个的坏话,就要激怒日本军方,这样,您就回不了南京!”我问道:“能否带一个中国佣人同往上海?”他回答说:“可以,只是他决不能再回南京!”

    礼和洋行上海1938年1月28日

    亲爱的拉贝阁下:

    火车旅行甚是辛苦,回上海后,喝了些格罗格酒暖暖身子,还洗了个热水澡,慢慢地又像个人样了。这星期,我到人群中走走,大家都衣冠整齐,上海还相当平静,不像南京那样满街都是强盗。这段旅途很有意思,但我得承认,当我在火车站看到是敞篷车时,我的心都凉了。这是我那位可笑的警官的过错,我本可以坐棚车走的,就像后来在镇江坐的那样。在那里,我用了几根香烟向日本士兵说明,我想搭他们的车走.尽管警官极力反对(看来他有严格命令),结果我们还是搭么们的车走了。好在这次他比我冻得还厉害,这样,理智战胜了毫无意义的规定。

    至常州(武进)的路上,风景很美,但很荒凉。车再往前开,情况立即有了变化,农民已经在田里耕作了。看来好像刚“扫荡”完毕,到处都留有掳掠的痕迹。沿途也有士兵上车,他们捧着一捆捆猎物,还要帮军官们背掠来的财物,其他就没什么可看的了。公路上确实不很安全,尤其是夜晚。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愿意乘坐自己的车。

    我已经作了几个报告,明天还要带些人去,即便如此,还是宣传得不够,因为日本人到处煽风点火,矛头对准南京,在那里他们肯定是有企图的。我随信寄上两篇报刊文章,我建议,如果时间还来得及,应对此作出反应。明天,日本人肯定会对新的“阿利森事件”作出解释,但是日本人的文章只要一看就知道是在欺骗。那两次事件发生时,我去过报社,只是我对详情不甚清楚,所以,无法准确地用文字表达出来。以后,每逢事件发生最好立即对新闻界明确表态,这样日本人就救作浪却又兴不起风。我担心的是,我们通过新闻媒介施加压力,只不过使他们有所收敛罢了,对此,“阿利森事件”肯定是特别合适的。

    据我所知,难民的供给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至今,我们尚未获准船运粮食。福田先生告诉我说,日军已提供了更多的大米,我不太相信。对这个问题应连续不断地进行报道,让报社大造特造舆论,如“日本军队正在饿死南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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