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靳以逝世的消息，正和去年得到郑西谛同志逝世消息一样，一面感到沉痛，一面还希望消息是误传。因为两个老友，都正当年富力强、精神饱满，热爱生活热爱新社会，正当为人民事业献身大有可为的时候，不可能忽然死去的！月前有熟人过上海时，只听说靳以因工作劳累，心脏出了毛病，曾一度昏迷，入了医院。在病院中，谈起我们一代一定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建成，情绪还十分乐观。《人民文学》十一月号发表的《跟着老马转》是他最后一个作品，为劳动英雄作的画像，还充满了爱和热情。这里朋友为他的忘我工作深受感动，正一再去信劝他注意健康，不意消息传来，还是由于风湿性的心脏病猝发，终成古人，致使文学创作队伍少了一位好战士，朋友中失去一个真挚坦率、热情洋溢、永远能给人以鼓舞的友人，真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和靳以认识已有了三十多年，那时同在上海，见面还并不多。一九三三年我从青岛回转北京时，他不久也来到了北京，和巴金、曹禺、之琳等同住在北海前边三座门七号一所房子里。常到那里去的客人，记得有何其芳、李广田、方敬、曹葆华等。因为同在编辑文学刊物，彼此组稿换稿常有联系，我们见面机会也多了些。靳以和巴金、西谛同编《文学季刊》，实际上组稿阅稿和出版发行方面办交涉，负具体责任的多是靳以。

    刊物能继续下去，按期出版，分布到全国读者面前，真不是简单工作！因为那么厚厚的一本文学杂志，单是看稿、改稿、编排、校对，工作量就相当沉重！靳以作来倒仿佛凡事成竹在胸，游刃有余，远客来时，还能陪上公园喝喝茶，过小馆子吃个便饭，再听听刘宝全大鼓。曹禺最早几个剧本，就是先在《文学季刊》发表，后来才单独印行的。当时一些年轻作家，特别是一部分左翼作家，不少作品是通过这个刊物和全国读者见面的。

    靳以那时还极年轻，为人特别坦率，重友情，是非爱憎分明，既反映到他个人充满青春活力的作品中，也同时反映到他编辑刊物团结作家的工作里。他本人早期作品，情感还比较脆弱，社会接触面也比较窄，对于革命未来，还缺少坚定明确的信仰。然而刊物的总精神，却是对旧社会和当时腐败无能、贪污媚外的国民党政权采取决不妥协的态度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东北不久，得寸进尺，使得华北局势进一步紧张后，刊物迁往上海出版，当时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影响下，团结作家抗战救亡的旗帜因此也更加鲜明。

    抗日战事发展，平津沪宁相继沦陷，国内大多数作家，除一部分直往延安或参军外，大都到了西南后方，比较集中在四川、云南、广西三个地区。靳以在迁川的复旦大学国文系任教职。眼见到皖南事变，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以四大家族控制下的腐败政权，对抗战越来越取的是投降主义，前方战士浴血，后方人民死亡流离。官僚却堕落无耻，特务横行，对进步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残暴压迫手段，加上四川本地军阀、地主、流氓会道门三者结合起来的封建特权，对人民无情剥削越来越残酷，靳以由于日益和进步思想接近，思想感情逐渐起了变化，日益靠近党，而且在作品中加以反映。复员回到上海后，依旧在复旦主持国文系。当时正是回光反照的蒋介石政权疯狂迫害进步人士，全国民主和平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靳以在上海和当时文学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取得密切联系，在党的领导下，作着反帝反蒋的民主活动。

    全国解放，人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为体现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指示原则，文艺必须面向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全国文学艺术家都热烈响应这一伟大号召，勇敢坚决投入革命洪炉中，参加土改、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思想改造等等轰轰烈烈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