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文学观念的革新（1）

    “五四”文学革命，不管人们称之为改良也罢，革命也罢，它首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大变革。

    胡适在他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中，便提出：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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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白话文学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学史论方面的一个十分大胆的创见，是直接向传统文学观念的挑战。

    长期以来，在正统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

    至于白话文学，如小说、戏曲、俚歌等，他们总是鄙弃，看作“君子勿为”的小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以致古人编文集时，大多不收小说和戏曲；甚至有人创作了卓越的白话小说，却不敢署自己的真实姓名。到明代中叶以后，新的经济因素萌芽滋长，市民阶层中初步民主主义的思想意识反映到文学领域，文学观念较以往开通了，便有李贽、袁宏道、金圣叹等人出来，抬高白话小说、戏曲的地位，甚至把它们同著名的《离骚》、、杜诗等量齐观，表现出一种很可贵的进步的文学见解；②但他们毕竟未能突破传统文学观念的藩篱。清末，更有不少人出来办白话报，提倡白话文，推行“官话字母”。胡适那时在《竞业旬报》上，也写过不少白话小说、传记及各类白话文章。但是，他们也只把白话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承认其为文学；他们自己仍做文言的古文、骈文和律诗，以为这些才是高雅的文学。诚如胡适所指出的：

    他们最大的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是不行的。③

    五四时代的胡适，便完全不同了。他与传统文学观念针锋相对，提出了“白话文学正宗”和“活文学”的观念。他肯定历史上那些写白话小说的大师们，如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等，“皆文学正宗”；而贬斥传统文士们写的那些“骈文律诗乃真小道”。④他又公开宣判，说那种已经完全脱离民众口语的、少数人垄断的、僵死了的文言文，是“死文字”，用这种死文字决不能做出“活文学”来；

    只有接近民众口语的白话，才是活文字，才能产生第一流的“活文学”。因此，“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⑤

    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学观念之下，胡适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当作了文学革命的一个中心内容，作为他号召文学革命的一面旗帜。

    起初，他们多从破坏的一方面下手，注重批判旧文学。除了胡适斥旧文学为“小道”，为“死文学”之外，最著名的还有陈独秀、钱玄同。陈独秀公开把一批古文大师，斥为“十八妖魔”；⑥钱玄同则概括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名句，⑦抨击摹仿古人的散文和骈文。这几句口号在当时流传很广，虽未免有些偏激，却给旧文学和复古守旧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到1918年春天，胡适写的长篇论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就开始注重具体的“建设”一方面了。他说：

    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