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

    对俞平伯，则肯定他“最长于描写”，却也不满于他“偏喜欢说理”的毛病，以致“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这具体而诚恳的评论，对青年人是很有益处，很有帮助的。

    胡适为青年人的书写序，是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开始的。

    汪静之，是绩溪余村人。余村与上庄，只隔一条小小的常溪河，相距仅数百步，鸡犬之声相闻。他与胡适不仅是同乡，且是邻里。1920年秋天，汪静之转学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读书，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为文学革命所激荡，开始写作白话新诗。当时胡适已是新文化的名人，又是新诗的始作俑者。年仅十七八岁的汪静之，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自然十分崇拜。那时的许多青少年诗人，都仿效“胡适之体”，汪氏也不例外。他初学作诗，甚至还模仿胡适早年的某些诗歌的口吻。例如1920年写的《怎敢爱伊》云：

    我本很爱伊，——

    十二分爱伊。

    我心里虽爱伊，面上却不敢爱伊。

    我倘若爱了伊，怎样安置伊?

    他不许我爱伊，我怎敢爱伊?⑥不仅内容的浅露，而且文字的缴绕上，都可见《尝试集》的明显痕迹。

    1921年7月，胡适应高梦旦的邀请，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代筹改良的计划。住在同乡余村人汪惕予先生在上海建造的“余村花园”。刚搬进去的那一天，汪静之等几个绩溪少年人，便来拜访胡适。⑦从此，胡适便认识了汪静之，并把他看作“我的少年朋友”了。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2）

    这年秋天，汪静之与潘漠华、冯雪峰等20多人，组成“晨光社”，课余进行文学创作。第二年4月初，他们又与从上海专程赶来的应修人，同游西子湖。四位诗友，在“白堤上散步，桃树下写诗，雷峰塔旁吟诗，诗文唱和，快乐无穷”，结成了“湖畔诗社”。从此，四个年轻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自成一个流派。而他们又很幸运，得到了当代文坛上许多知名作家的爱护和支持。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等浙一师的老师，当他们的顾问；鲁迅、胡适、周作人等，都为他们看稿，指导和支持这些年轻人的创作。因而“湖畔”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也就颇有成绩，颇有影响。

    汪静之在上海拜访胡适后不久，便把他的诗稿集成一本，取名《蕙的风》，寄给了胡适；以后随时做的诗，也都陆续寄去。后来，《蕙的风》居然要出版了。朱自清、刘延陵都写了序；胡适也写了，是三序中最长的一篇。⑧他对这位“少年朋友”的诗，作了非常热情中肯的批评和鼓励。他说：

    我读静之的诗，常常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个。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况且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

    如此热情的鼓励，亲切的体谅和关怀，对青年人的成长该是多么有益!

    《蕙的风》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抨击是异常猛烈的，胡适估计到也许有人会“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用旧道德来责备青年人“不应该做这种呻吟宛转的情诗”。因此，他预先警告人们，不要“戴上了旧眼镜来看新诗”，“不要让脑中的成见埋没了这本小册子”!他以新诗最先尝试者的身份，呼吁社会给这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