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人“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这名词的函义”，扁还没有挂起来，便“空空洞洞的争”；⑤有些人则今天主张这种主义，明天又信仰那种主义，其实多是一知半解，赶时髦而已。所以李大钊在批评了胡适否定主义学说的缺点之后，“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胡适是信奉实用主义的。他强调“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主张从实际出发，这自然是很正确的。但他基于实用主义，又否定“根本解决”的革命方法与道路，只宣传他那“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的改良道路，却是片面的以至错误的了，所以李大钊对他的批评便十分正确。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或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所在。李大钊还借用日本《日日新闻》的话，指出胡适与当时的陈独秀“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这就很切实地阐明了胡适当年思想的实质，既有反对宗法专制主义顽迷思想的积极革命方面，却也有抵制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正是自由主义者的两面性特征。

    李大钊的文章，不仅表明了他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立场，而且也显示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注意理论与实际相合的趋向。他指出：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用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问题与主义”之争（2）

    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与中国社会的实际还相当隔膜，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文字也还相当幼稚，教条主义和空谈习气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的见解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了。

    经过李、蓝两位的批评讨论，胡适的认识也有一些改变。他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而且把他原先提出的“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在《四论》中，便又专题讨论“输入学理的方法”，并说：“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胡适觉得输入学理不是容易的事，“做的不好，不但无益，反有大害”。因此，他主张输入学说时，一要注意发生某种学说的时世情形；二要注意学说“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思想影响；三要注意每种学说所已经发生的效果。这三种方法，他归纳起来就叫“历史的态度”。可见他完全是一种学术思想研究的态度。

    对于马克思主义，胡适是不赞成的，但他文章里也是一种客观研究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是相当多的，比那些空谈马克思主义的人读的书多；且自称“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胡适从这种学术研究的态度出发，也肯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

    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种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

    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现在已不成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根据地”；但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实现，有了根据地，“这种带着海智儿(按：即黑格尔)臭味的历史哲学”也就不必要了。胡适用这种“过时论”，事实上又否定了唯物史观，而只肯定他的历史意义了。后来，他在一次讲演“哲学的将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