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刚刚出版不久的《人权论集》，也遭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查禁。各种报纸又纷纷登载要惩办胡适、通缉胡适的议案和消息，闹得满城风雨。《新月》不保，新月社人心惶惶，“人权运动”也就无可奈何，偃旗息鼓了。

    ①《人权与约法》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2号；后收入《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2月出版。本则引文未注出处者均见此文。

    ②此提案由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提出，曾载上海各报纸，其内容如下：

    上海特别市代表陈德征向三全会提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原文如下：〔理由〕反革命分子包括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此等分子之危害党国，已成为社会一致公认之事实。吾人应认定对反革命分子，应不犹疑地予以严厉处置。查过去处置反革命分子之办法，辄以移解法院为惟一归宿，而普通法院因碍于法例之拘束，常忽于反革命分子之实际行动，而以事后证据不足为辞，宽纵著名之反革命分子。因此等之结果，不独使反革命分子得以逍遥法外，且使革命者有被反革命分子之攻击危害之危险。均应确定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之办法，俾革命势力得以保障，党国前途实利赖之。〔办法〕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转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509～510页。)

    ③参看《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4版，第4～7页。

    ④同上书第8页。

    ⑤《“人权与约法”的讨论》(胡适答诸青来)，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见《人权论集》第18～19页。

    ⑥《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见《人权论集》第30～31页。

    ⑦罗隆基《论人权》，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5号；见《人权论集》第51页。

    ⑧《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见《人权论集》第124页。

    纪念周，是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所规定的，于每周星期一上午，各机关、团体、学校人员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一种仪式。每次都照例须念“总理遗嘱”，然后“静默三分钟”，然后由主管人员训话，训话又大多千篇一律。后来纪念周便成为例行公事，颇类宗教的礼拜，只没有那种宗教的虔诚罢了。

    ⑨罗隆基《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见《人权论集》第113页。

    ⑩梁实秋《论思想统一》，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3号；后收入《人权论集》。

    罗隆基《专家政治》，见《人权论集》第179页。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的副标题即是“对于建国大纲之疑问”。

    参看《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见《人权论集》第130～137页。

    《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有副标题“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原载《吴淞月刊》，《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转载，后收入《人权论集》第145～168页。

    陈钟凡，字玄，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劝胡适的事，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9册，1929年11月19日。（三版注）

    参看梁实秋著《忆新月》，载《秋实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5月出版。

    《人权论集?小序》，载该书卷首；后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