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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由低调到抗战

    1937年7月7日深夜,黑暗笼罩着多难的华北平原。在古都北平的西南,永定河幽咽泣诉着,从卢沟桥下流过。桥两边石栏上精刻的485只狮子,瞪着大眼凝视着:

    日本强盗的铁蹄踏上了卢沟桥头。中国守军实在忍无可忍了,奋起反击,揭开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第一幕。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胡适离平南下,去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邀集的谈话会。16日谈话会开始,蒋介石致辞谈到这次事变,还在说:

    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来求得卢事的解决。

    同时,讲话也号召全国人民: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①

    蒋还徘徊在和战二策之间。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也于19日返回日本,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坚持“不扩大”与“外交解决”两大方针。这就是蒋介石定下的调子。他从不抵抗转到了“应战”,但仍幻想对日妥协,希望“和平”。

    胡适在谈话会上,便也慷慨激昂大谈教育问题,提出“国家高于一切”和“教育独立”的主张。在山上,蒋介石请吃茶,冯玉祥送煎饼,汪精卫邀聚餐,又与陈诚、卫立煌、胡宗南等武人会见,与陈布雷、吴铁城等文官晤谈,又到庐山暑期训练团讲演颜习斋的哲学。他的应酬颇多,高兴之余,还写了一首诗:

    那有猫儿不叫春?

    那有蝉儿不鸣夏?

    那有蛤蟆不夜鸣?

    那有先生不说话?②胡适是当教员的人,以说话为职业,平素又喜好演说,他在山上自然也到处说话,锋头十足;只是在抗日问题上仍唱低调。

    7月28日,胡适下山去南京,又做过不止一次的所谓“和平的大努力”。他与高宗武、周佛海、陶希圣等人过从甚密,据说他们都是当日南京“低调俱乐部”的成员。③7月30日,胡适与高宗武等人“深谈国事”,决定由高宗武去打通与日本“和平”交涉的路线。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这天中午,他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吃饭。席间,蒋宣布决定作战,张伯苓头一个慷慨陈词,举手赞成。胡适对蒋的抗战决定仍持怀疑态度,但又“不便说话”,直到告辞的时候,他才向蒋进言,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并推荐高宗武去负责进行。他一直在做着“和平”交涉的迷梦。④

    但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是一天天紧张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也使胡适的和平梦想逐渐动摇了。7月31日,他复蒋廷黻的信,中说:

    你说的话诚然不错。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今日政府比二十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⑤

    胡适的思想开始有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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