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了，而对于当时万分困难的国民政府，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对我国的士气民心也起了相当的鼓舞作用。那时的美国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制，我国原任驻美使节是一位老外交家，曾多次向美交涉借款，迄无成就；而胡适就任短期内便告成功。后来又签订了“滇锡借款”的合同。由此可以想见，他配合专责谈判者作了何等艰难的努力，也可见美国政府对这位“书生大使”的相当尊重。

    那时，罗斯福总统昼夜忙碌，许多盟国大使很难有晋见的机会；而胡适却得到他的相当敬重与信赖，晋谒晤谈也颇多便利。1941年10月，日本东条内阁成立，派野村、来栖赴美国，以谈判遮人耳目，实则加紧对美作战的准备。在这紧急时刻，胡适多次拜谒罗斯福，就远东局势的最近发展情形交换信息。12月6日，他在纽约演说，得到华盛顿电话：罗斯福总统约见。胡适当晚返回，7日上午至白宫，罗斯福见面便说：美国已拒绝日本的要求，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胡适回到双橡园中国使馆，刚坐上饭桌，电话铃又响了，罗斯福亲自打来电话，告诉胡适说：“日本飞机已在轰炸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胡适闻讯，真为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他提出“苦撑待变”已经四年，至此总算实现“变”了。

    胡适作大使，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到各地巡回演说。他熟悉美国的历史，了解美国的民情，又颇擅长演说，所以能赢得美国朝野的普遍同情。如有一次，胡适在纽约市哈摩尼俱乐部演讲，讲题是“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他根据美国的历史及康奈尔留学时游览独立战争战场的经验，把美国的独立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相比较。他说：美国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华盛顿领导军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誓达独立目标的决心和行动；一方面是得到了法国对美国的精神和物质援助。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独立战争，在历史的背景上虽有若干不同，但两者艰苦奋斗的精神与誓求独立自由的目标却是相同的。因此，中国期待美国友人的援助，而美国也有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义务。胡适又说：华盛顿当年在佛尔居山谷苦战，需要用七辆车满载钞票才可换得一车麦粉；而中国今日情形还未有如此恶劣!如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抗战必定胜利成功。他这篇演说，后来又在别的重要场合讲过，被人称之为“佛尔居山谷”演说。这佛尔居山谷的演说，还有一个中美人民友谊的动人故事：1938年12月5日，胡适在一个午餐会上演说，讲到美国独立战争最初的困难，说1777年12月17日，华盛顿领导的军队退至佛尔居山谷时，兵士衣履皆破，往往赤脚赶路，流的血洒在雪地上。他怕人家说他卖弄自己的记忆力，故解释说：“我记得这个日子(12月17日)，因为那是我的生日。”当日演说后，胡适因心脏病住进医院。而当时在座的客人Ylayier，回家对他的夫人说，“中国新大使的生日和我同一天。等他生日我们送点花去。”后来听说胡适病了，到生日的那天，托李国钦送了一张百美元的支票，由胡适把这钱捐给美国的“医药助华会(ABMAC)”，胡适自己也捐了一百元，李国钦也捐了一百元。不幸第二年这位Ylayier死了。到12月17日，他的夫人又送一百美元来，纪念她丈夫的生日，胡、李二人也各捐一百元；第三年四年亦如此。连续四年中，ABMAC共收得一千二百元。这是胡适演说中一句闲话引出的一则佳话。

    后来，胡适又因心脏病住院70多天，体质转差，却仍经常赴外地演说。1942年5月17日，胡适致王世杰信说：

    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六月以后，稍可休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

    四个多月里，“演讲百余次”，差不多每天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