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子”的话。八年后，在卅五年(1946)的国民大会期中，我为人写了一些单条立幅，其中偶然写了这四行小诗。后来共产党的文人就用“过河卒子”一句话加上很离奇的解释，做攻击我的材料。这最后两行诗也就成了最著名的句子。

    按，1946年重题此诗，情过景迁，自有新意，共产党的文人解释是否离奇，将在本书67节里再说。1964年12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一书，所收作者手迹已有跋，大约便是1952年编《尝试后集》时写的。诗的一二句为“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此处引诗，据作者1939年题在照片上的手迹，诗后署有“去年11月自题小照”一行字。

    ④此信写于1939年9月21日，参见注①。

    ⑤此电文转引自吴相湘撰《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见《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78页。

    ⑥翁文灏1938年10月21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83～384页。

    ⑦同注①第12册，1935年6月19日后所附胡适致王世杰(雪艇)信。（三版注）

    ⑧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5册第1640页。

    ⑨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20页。

    ⑩转引自台北《中央日报》记者李青来采写的《当国家艰危时的胡适先生——

    罗家伦讲的三个故事》，载1962年3月2日该报。

    当时王世杰致胡适等信中说：“罗总统复介公函(即7月23日函)于适之兄信赖倍至，弟阅之不胜快慰。”又朱家骅、顾翊群致胡适信，都说到美借款对国人和战事的鼓舞，感谢胡适之功绩等，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中册，第449、498～499页。又可参看李青来采写的《王世杰谈胡适与政治》，载台北《中央日报》1962年3月1日；又载台北《中国一周》第620期。

    这篇演说，曾译载重庆《大公报》1939年2月10日、11日，改题为《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曾经蒋介石阅过。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81页，曾引雷格曼(haroldRiegelmam)先生回忆当时胡适演说的情形，说：

    他(胡适)将中国当时情形比作美国革命战争中美国军队在佛尔居山谷的处境，他以充分的信心预料美国之参战和中国的最后胜利，以后的演变果然如此。在哈摩尼俱乐部宴会演说后，他和我同到东70街，我已故的法律事务所伙伴摩利斯?古柏第二世的家中和几位朋友宵夜。我们同坐在一张小沙发上，他忽然站起来说他身边感觉到剧痛，他的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他一杯威士忌苏打酒，他一饮而尽。我劝他离开，并且委托在座的彼德?格林顺路亲送他回到大使饭店去。这是胡适第一次患心脏病。他此后在医院住了99天。但是他不肯遵守医师的命令，在发心脏病的第二天，他还坚持在另一个重要场合再度发表他那篇“佛尔居山谷”

    演说，然后才进医院。他的医生告诉我：人家好意递给他的那杯威士忌苏打酒，也许救了胡适的命。

    雷格曼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当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馆法律顾问。

    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1942年1月22日记。（图文版注）

    此信未见，引自王世杰在台北传记文学社“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胡先生的政治人格与政治见解》，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傅斯年1940年8月14日致胡适信，见《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