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能够抓到这种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们才能肯定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

    他对于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余事!

    文末对胡适也有所批评，主要是指责胡氏在“全盘西化”上还太保守，太不认真，竟去搞什么“整理国故”那样“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把文史学风带到了迂腐不堪的境地。因为有这点“批评和讥讽胡适的话”，故李敖在分“捧胡”和“骂胡”的六派⑤时，便将自己超乎捧骂之外。其实他基本上还是属于他所分的“捧胡”一方，但“捧”得胡适本人也很不开心罢了。⑥

    论战的另一方，人物颇多。除了首先出阵的徐复观以外，胡秋原也在《文星》上发表长文《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前进》。⑦文章标榜“超越”，似也批评传统派，实则重点在批评西化派，批评胡适。接着有叶青(任卓宣)和郑学稼参战，针对李敖的文章，分别写了《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和《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⑧他们一方面否定或贬低胡适，说他“未曾在十年代中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不是什么“播种者”；而他侮蔑中国文化，则“是文化买办在洋大人面前讨好的表现”，因而骂之有理。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推崇陈独秀，认定陈独秀才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他们自然也抓住了历史事实的一些片面，而与他们各自的历史因素大约也是不无关系的罢。

    这场中西文化论战的暴风雨，在胡适进了医院以后愈演愈烈，双方都写了不少文章，气氛相当紧张。胡适虽然素来号称修养好，毕竟也具七情六欲，也难于抑制心头的愤懑与烦忧。他甚至病也懒得养了。12月17日，他在病床上度过71岁(实足70岁)的生日。次年1月10日，他便出院了，仍借住在福州街26号，以病老残年，经受着残冬的暴风雨的袭击。

    据杨树人回忆，有一天下午，胡适叫他去福州街26号，商谈一件公事。事毕之后，胡适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翻开来给杨看，并且拿起圆珠笔指着那篇文章说：

    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

    胡适一面说，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已是很不开心。他再翻开另一长篇，更不断的说，不住的画，脸色苍白，心情更为激愤。末了，他指着这文章说：“真是下流!”⑨旧历春节以后，他又一次愤愤地对杨树人说：

    他们要围剿我胡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⑩风烛残年，心脏病尚未痊愈的胡适，怎么经得起这样的风雨，这样的激愤啊!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适离开福州街，去南港中央研究院，主持将在蔡元培馆召开的第五次院士会议。这天，他心情颇愉快。因为这次到会的院士比较多，在国外的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等，也都陆续到达。吴女士是他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学生；吴大猷则是他的学生饶毓泰任教南开大学时的弟子，而杨振宁、李政道两位院士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胡适尽管主张“全盘西化”，而他自己却实在不脱中国士大夫的习气。教书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还喜欢拉点师承出身的关系哩。海外几位知名的学人，回台湾参加院士会，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想看看胡适先生和其他朋友；而胡适又怎么能不高兴呢?

    上午，胡适主持院士会，进行完了全部议程，选出了七位新院士。中午，他又招待院士们午餐。下午五时举行酒会，欢迎招待新、老院士，原定胡适不参加。但他兴致甚高，喜欢热闹，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