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见该书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3月版；又载《文星》杂志第13卷5期，1964年3月出版。

    ⑦胡秋原的文章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⑧叶青的《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载台北《政治评论》第7卷第10期，1962年1月25日出版。郑学稼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4期，1962年2月1日出版。

    ⑨参看杨树人《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载台北《文星》杂志第13卷第4期(总76期)，1964年2月1日出版。杨文并未指明胡适所批评的是何种杂志，何人文章。而李敖在《文星》第77期刊登的《“胡适研究”前记》一文里，却承认杨文“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

    ，承认胡适指为“轻佻浮薄”的一篇是他李敖的文章。可见胡适也认为李敖是“捧”胡的，但捧而不得其道，故又说他“轻佻浮薄”，“瞎闹”，用语相当严厉!据此，则可知胡适指为“下流”的长篇，便是胡秋原的文章了。

    ⑩同注⑨。

    参看吴大猷先生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中研院欢迎院士会中的讲词及后记，载台北《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3期；讲词题为“胡适之先生和中国科学的发展”，系该刊编者加上的。

    胡适在这次酒会上的讲词，有几种记录，均不及经胡氏校正了。此处引文是根据《台湾新生报》记者所采写的《最后的酒会，光辉的终结——记胡适院长最后主持的院士欢聚酒会》一文的记录，载该报1962年2月25日。这个纪录也许难免有误，不及后来整理的完善，但较接近口语，很少修饰加工的痕迹，又是最早的记载，可能更接近真实一些。

    另有吴相湘作《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民国百人传》第1册)所录胡适的这段讲词，修改痕迹较明显，也不像讲话的语气了。已引录在本书第9章47则注⑩里，读者可以参看。另有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所引胡适的这段讲词，虽经修饰，还比较完善，引录如下，以供参校：

    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0册，第3898～3899页)

    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第39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