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隔绝30余年，近来书刊资料虽间接有所流通，毕竟难于齐集，因而事多疑阙，便只好从简以求信。至于笔者识见受的限制，必须努力去克服，就更不待说了。

    史传之有褒贬评赞，自古而然，也是今日史学工作者的职责。评论的关键，在于“出以公心，实事求是”八个字。须以传主行实为脉络肌肤，做到理由事生，浑然一体，不谀不诬，公允精当。笔者有志于此，对胡适一生的思想业绩，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惟求按实而论，析理居正，作客观公允的评价。但实际做起来，也绝非易事。这本与公允精当的要求肯定还有不小距离。这不仅与笔者的识见和能力相关，也说明克服忌讳和偏见的不容易。像台湾的某些胡适传记及论胡文字，满纸褒扬，而无一字之贬，难称公论；尤其是政治的偏见，更显出长期僻处孤岛的某种小家器识。我泱泱五千年文化的中华学人自应具有更恢宏的气度。

    传记正文共72节，与胡适先生享年之数偶合。每节正文后的注脚，有的文字颇多。除注明史料来源之外，大多是为了避免正文过于沉闷，而将可资参证的各种史料、异闻、掌故，必要的考证辨析，及疑阙备考诸项，移在注文里，以供研究者的参考。一般读者如嫌烦复，也可略而不读。

    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居然写成了这本。趁付印的机会，谨向支持我、指导我、帮助我的师长和朋友们，向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而在艰难的条件下担当这件为胡适作传的艰难工作，自己实在感到识见和能力均不相称，粗疏和错误定所难免，衷心希望批评指正。

    1986年9月19日，易竹贤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