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襄搭上书所说“浮屠不三宿桑下”，及“革囊盛血”两条，其第二事的文字与今本《四十二章经》 之第二十六章太相近了， 故唐人注此传即引经文为注。 “不三宿桑下”，今本作“树下一宿，慎勿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陈援庵先生以为此二事“本佛家之常谈，襄楷所引，未必即出于《四十二章经》”。此二事在后世成为佛家常谈，然而在后汉时，似未必已成常谈；依我所知，现存汉译请经中，除《四十二章经协，亦无有此二事。故襄指弓跳二事，虽未必即是引此经，然亦未必不即是引此经。

    陈先生指出后汉人称佛皆言浮屠，或浮图，而今本《四十二章经》称佛。此是甚可注意之一点。也许襄楷所见的经文里，佛皆称浮屠，这是可能的。然而我们检查现存的一切后汉三国的译经，从安世高到支谦，没有一部经里不是称“佛”的；没有一部经里佛称为浮屠的。难道这些译经都不可信为后汉三国的译本吗？或者，难道这些旧译本都经过了后世怫教徒的改正，一律标准化了吗？或者，后汉时期佛教徒自己已不用浮屠、浮图、复豆等等旧译名，而早已遂渐统一，通用“佛”的名称了吗？

    这三种假定的解释之中，我倾向于接受第三个解释。最明显的证据是汉末的牟子博已用“佛”“佛道”“佛经”“佛寺”“佛家”等名词，不须解释了。大概浮屠与浮图都是初期的译名，因为早出，故教外人多沿用此称。但初译之诸名，浮屠，浮图， 复豆（鱼豢《魏略》 作复立，松说注》引作复豆，立是豆之误），都不如 “佛陀” 之名。“佛”字古喜读but，译音最近原音；况且“佛’宁可单用，因为佛字已成有音无义之字，最适宜做一个新教之名；而“浮”“复”等字皆有通行之本义， 皆不可单行， “浮家”“浮道”亦不免混淆。故精译名之中，佛陀最合于 “适者生存”的条件，其战胜！日译决非无故。（试比较“基督”“耶稣”“天主” 等字，其中只有“耶”字可以作单行的省称，“基督”“天主”皆不能省林。“移鼠”“夷数”之被淘汰，与此同理。）

    所以我可以大胆的猜想：“佛”之名称成立于后汉译经渐多信徒渐众的时期。安世高与支娄迪激请人择经皆用此名，佛字就成为标准译名，也成为教中信徒的标准名称。从此以后，浮屠、浮图之称渐渐成为教外人相沿称呼佛教与佛之名，后来辗转演变，浮图等名渐失其本义而变成佛教塔寺之名。

    总之，陈先生谓“范蔚完所搜集之后汉史料实未见有佛之名词及记载”，此说实不能成立。第一，现存之后汉译经无不称佛，说已见前。第二，《牟子理惑论》亦称佛，说亦已见前。第三，袁宏《后汉纪好永平十三年楚王英条下说：“浮屠者，佛也”，这还可说是晋人的话。但同长延平元年记西域事，引班勇所记身毒国“修浮图道，不杀伐，弱而畏战”，其下云：

    本传曰，西域郭俗造浮图，本佛道，故大国之众内数万，小国数千，而终不相兼并。

    惠栋说，《本传》谓《东观记·西域传》也。此说如果不误，陈观记》起于明帝时，成于灵帝时，自是后汉人著作，而已有“佛道”之称了。第四，《三国志· 刘跷传》记窄融大起浮图调，……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分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没，以招致之。……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

    此等记载，若是完全孤证，尚可说是陈寿用的新名词；但证以后汉译经与《牟子》，我们不能不承认怫之译名久已成立，故陈寿在魏晋之间（生蜀汉建兴元年，死晋元康七年，二二三——二九七）屡用佛字，正是用后汉通用的名词记后汉的史事。——凡此四事，皆是后汉史料。其实范书《西域传论》只是说两汉方志不记佛道之“精文善法导达之功”，与佛教徒所培说的“神化”大不相同，为可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