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约当面历七四五年。此经大概是神会做的（详考见柿泽大师神会传》 ，页—八二——二九O），他自己不便出名，只好假托于一个已死了的同学法海；又说此本由法海传给同学道际，道际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清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这就是说，当此祖本传写时，悟真还活着。法海与道际为同学，为慧能下一代；悟真为第二代。慧能死在七一三年，神会死在七六①年。神会活了九十三岁，他尽可以和他的师侄悟真同时，—— 假定真有法海、道际、悟真三个和尚的话。敦煌本所记此本的传授不过两代三人、可见此本的祖本传写时还在神会的时代，可以算是最古本了。

    第二，惠听本所记传授，也有悟真，但排在第四；悟真之下还有一个圆会；悟真之上两个传人与敦煌本不同；这一点应该如何解释呢？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惠听本的《坛经》传授世系也是惠听妄改的，此本的跋尾之前，提到王维的碑铭，又提到“元和十一年（八一六）诏追溢口大鉴禅师，事具刘禹锡碑”。这些事实都不是《坛经》最古本所能有的。王维作《能禅师碑铭》以全唐文》卷三二七）是神会托他做的，碑文中有云：

    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虽末后供，乐最上乘。先师所明，有类献珠之愿；世人未识，犹多抱玉之悲。谓余知道，以颂见托。……

    “犹多抱玉之悲”一句，可证此碑作在神会被御史卢奕弹刻，或已被贬逐的时候（天宝十二年，七五三），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此碑作于《坛经》已写成之后，所以敦煌本只说“韶州刺史韦据立碑，至今供养”，——其实并无此碑—— 而不曾提到王维的碑文：这是一证。王维碑内提起印宗法师讲《涅梁经》，慧能和他辩论，而《坛经》敦煌本不提此事：这是二证。碑文中说“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微赴京城”，敦煌本也不提此事；这是三证。但惠听改本却不但用了王维的碑文，并且提到刘禹锡的碑文了，元和追溢已在慧能死后一百零几年，所以旧本里的两代三个《坛经》传人是不够的了。所以惠听改了这个传经世系，从两代三人改为五代五人，可以够一百零几年了。我们可以推断惠听所见的原本，其跋尾的传经人也只是法海、道际、悟真三个，悟真一名还可以保存他当时增改的痕迹。

    总之，惠听本虽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为“去古未远”之本，我们因此可以考见今本《坛经》的哪些部分是北宋初年增改的，哪些部分是契嵩和契嵩以后的人增改的。

    二十三·四·五夜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