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的结果居然减少了二千五百五十万元的负债，这真可说是一种奇绩了。

    我常爱对留学回来的朋友讲一个故事。十九世纪中，英国有一个宗教运动，叫做“牛津运动”（OxfordMovement），其中有一个领袖就是后来投入天主教，成为主教的牛曼（CndinalNewtnan）。牛曼和他的同志们做了不少宗教诗歌，写在一本小册子上； 在册子的前面， 牛曼题了一句荷马的诗，他自己译成英文： “Youswebackagain。 ”我曾译成中文，就是： “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我常说，个个留学生都应该把这句话刻在心上，做个口号。可惜许多留学回来的朋友都没有这种气魄敢接受这句口号。这一回我们看了我们的一位少年同学（沈局长今年只有三十一岁）在最短时期中把一条腐败的铁路变换成一条最有成绩的铁路，可见一二人的心力真可使山河变色，牛曼的格言是不难做到的。

    当然，平绥路的改革成绩不全是一二人的功劳。最大的助力是中央政治的权力达到了全路的区域。这条路经过四省（河北，察，山西，绥），若如从前的割据局势，各军队可以扣车，可以干涉路政，可以扣留路款，可以随便作战，那么，虽有百十个沈昌，也不会有成绩。现在政治统一的势力能够达到全路，所以全路的改革能逐渐实行。现在乎绥路每月只担负北平军分会的经费六十万元，此外各省从不闻有干涉铁路收入的事；察哈尔同绥远两个省政府领袖也颇能明白铁路上的整顿有效就是直接间接的增加各省府的财政收入，所以他们也都赞助铁路当局的改革工作。这都可见政治统一是内政一切革新的基本条件。有了这个基本条件，加上个人的魄力与新式知识训练，肯做事的人断乎不怕没有好成绩的。

    我们这回旅行的另一个目的是游大同的云岗石窟。我个人抱了游云岗的心愿，至少有十年了，今年才得如愿，所以特别高兴。我们到了云岗，才知道这些大石窟不是几个钟头看得完的，至少须一个星期的详细攀登赏玩，还要带着很好的工具，才可以得着一些正确的印象。我们在云岗勾留了不过两个钟头，当然不能作详细的报告。

    云岗在大同的西面，在武州河的西岸，古名武州寨，又称武州山。从大同到此，约三十里，有新修的汽车路，虽须两次涉武州河，但道路很好，大雨中也不觉得困难。云岗诸石窟，旧有十大寺，久已毁坏。顺治八年总督将养量重修其一小部分，称为石佛古寺。这一部分现存两座三层楼，气象很狭小简陋，决不是原来因山造寺的大规模。两楼下各有大怫，高五丈余，从三层楼上才望见怫头。这一部分，清朝末年又重修过，大佛都被装金，岩上石刻各佛也都被装修徐彩，把原来雕刻的原形都遮掩了。

    道宣《续高僧传》卷一《景耀传》说：

    昙难……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岩，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文，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象，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稀批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碑调现存，未卒际委。

    以我们所见诸石窟，无有“可受三千许人”的龛，也无有能“恒供千人”的寺。大概当日石窟十寺的壮丽弘大，已非我们今日所能想像了。大凡一个宗教的极盛时代，信士信女都充满着疯狂的心理，烧臂焚身都不顾惜，何况钱捐的布施？所以六朝至唐朝的佛寺的穷极侈丽，是我们在这怫教最衰微的时代不能想像的。北魏建都大同，《魏书·释老志》说，当太和初年北），“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 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 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杨街之在《洛阳树蓝记序》中说到“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