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主修，我选了数学。

    每学年有三个学期，期末都有考试。第一学期数学考试成绩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个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分数差了一截。这使我十分震惊。我在莱佛士书院见过柯小姐。1939年由于她是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长叫她在年终颁奖日颁奖，我从她手上领过三本奖给我的书。我们后来经常会面。

    但最重要的是，她一直被分配在争取女皇奖学金的修读两年的特别班里。我感到烦恼万分。整个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马六甲)一年只有两份女皇奖学金，成绩最好的两个学生未必拿得到。我最担心的是，当局也许不想把两份奖学金都颁给新加坡学生，而会根据地区平均分配，让槟城和马六甲两地的学生也有机会。这样就是排名第二也选不上。

    名闻全校被戏弄

    在莱佛士学院度过的第一年，不像在莱佛士书院第一年那么顺心。当时有个传统，就是作弄新生，整整作弄一学期。我成绩最好，名闻全校。也许由于长得较高，引人注意，一些老生选中我作为戏弄的对象，尤其是一个名叫埃伯特的欧亚裔学生。埃伯特个儿小，皮肤黝黑，精瘦结实，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却有强烈的自卑感。凡是他有要求我都顺从，但他看得出我内心反感，因此觉得格外开心。我从不相信作弄人能加强一个班级或一连的见习军官的团结精神。

    我不得不唱歌；不得不循着一个四方格爬行，用鼻子推一粒弹子前进；不得不系一条破旧的绿色领带，走在新生前头，举着一面不像话的绿色旗子。这一切毫无意义，然而我照做不误。这是我要加入这个既不成熟而且在发展错误传统的学院所应付出的部分代价。第二年轮到我有机会作弄新生，我公开反对，设法劝同学们别这样做，但不成功。自己当新生时尝过苦头，却发泄在后来人身上，这样的做法我坚决反对。

    除此以外，我们上课还得系领带穿外套。讲堂没有冷气，科学楼的一间西晒教室，成了名副其实的烤炉。汗流狭背坐在风口，准会伤风咳嗽。经常轮番处身于凉风习习的地点和湿热的房间，我觉得浑身不自在。总的说来，第一年我过得很窝囊。生活在不熟悉的环境里，吃倒胃口的学院饭食，跟19个同学住同一座宿舍，这些都使我有一种失落感。

    第二年从C座换到位置比较好的E座，房间凉快宜人。但是过去一年心里闹别扭，又经常伤风咳嗽，肯定影响了学业。记得一个学期末了，我连数学也排不上榜首。尽管如此，1941年3月学年结束时，我的成绩依然不错，理论数学排名第一。但是柯玉芝英文和经济高居榜首，第三科历史好像也是这样。统计是经济试卷的一部分，我的分数比她稍高。但我很不开心，知道争取女皇奖学金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接触大马来主义政治

    过后回顾当年的情形，才发现在莱佛士学院求学的阶段是我接触大马来主义政治的开始。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平等对待本地各民族，本地马来人惯于接受和其他民族一样的待遇。1940年6月，我第一次遇到好些在不同制度下生长的马来人。在马来联邦③，尤其是在马来属邦④，马来原住民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在社会上占有支配地位。在马来联邦，莱佛士学院奖学金供非马来人申请的总共只有五份，马来人却有更多份额可供选择申请；在马来属邦也一样。每年入学的100名学生当中，有20名马来学生是来自内地各州，奖学金由州政府提供。

    马来人团结意识很强。我后来发现，那是由于他们觉得受威胁，怕被充满活力、刻苦耐劳的外来民族--华族和印族压倒。有两个当年跟我同年的马来同学后来成了杰出的领袖，其中一个是马来西亚前首相敦拉扎克。敦拉扎克是我英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