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在地上为止。

    一天下午，我坐在纳福路住家的走廊上，看到一个日本兵在付车费给一个人力车夫。人力车夫不满日本兵少付车费，要求多给一些。日本兵抓住人力车夫的一条胳膊，把他拉到右肩上，然后以柔道的招式，使劲儿把他抛向天空，再让他脸朝下摔在地上。事后这个日本兵若无其事地走开。他的残暴行为使我大吃一惊。一会儿，那个人力车夫爬起来，摇摇晃晃地拉着车子走了。

    第二天，我在红桥又上了一课。一辆日本兵抢来的汽车，车头插着一面小蓝旗--这是日本三个军阶当中最低的一级：黄旗代表将领，红旗代表校官，蓝旗则代表尉官--经过哨站时，哨兵立正行礼迟了点，汽车经过哨站后突然煞车后退。一名军官从车子里出来，向哨兵走去，重重地打了他三巴掌，然后抓住他的右臂，拉到肩上，同样以柔道的招式，把他抛向天空再让他脸朝下摔在地上。这个哨兵的遭遇跟那人力车夫一样。这回我就不那么吃惊了。我开始了解，惨无人道是日本军事制度的一部分，而且是由军官对轻微犯规的士兵动不动就拳打脚踢造成的。

    就在这一天，一个日本军士和几个士兵来到我家。他们约略看了看，发觉屋里只有我和园丁忠祜两人，于是认定这所房子可以作为他们一排士兵的宿舍。一场梦厣就此开始。我曾在勿拉士巴沙路让日本牙医和护士看过牙齿，他们的衣着都很干净。在密驼路小杂货店里的日本男女店员也穿得很整洁。可是来我家里的日本兵，由于衣服不经常洗换，也不常常洗澡，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我万万没想到竟会在自己家里闻到这股臭味。他们在屋子里和院子里走来走去，寻找食物。母亲储存的粮食终于给发现了。日本兵就在院子里生火煮食，把他们想吃的东西吃个精光。我不懂日语，无法跟他们沟通，他们就一面打手势，一面发出粗野的声音。如果我不能一下子领会他们的要求，就会被痛骂一顿或挨他们的耳光。这帮日本兵真是奇怪的一群，胡须不刮，头发蓬松，说的是一种既难听又咄咄逼人的话。他们的样子使我感到很害怕，以致彻夜不能安眠。幸亏他们天翻地覆地胡搞了三天就走了。

    当这排日本兵在我家的院子里驻扎时，被俘的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军人奉命步行到樟宜集中营去。从1942年2月17日起，连续两天一夜，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从红桥经过。每次我都一连几个小时坐在走廊上看他们，心情异常沉重。他们当中有许多显得非常气馁和沮丧，对自己一下子就被打败，似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些残兵败将叫人看了很伤心。

    有些却令人敬佩，高原兵就是其中之一。我是从苏格兰兵所戴的军帽认出他们的。他们即使战败，列队步行时仍然昂首挺胸，依照军士长发出的口令，quot;左右、左右、左、左quot;，整整齐齐地踏步往前走。辜加兵也跟高原兵一样，挺着胸膛走，不因战败而意气消沉，依然表现出勇敢的精神。我暗自向他们喝彩，他们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正因为这样，新加坡政府从60年代起，就雇用了一连的辜加兵当镇暴警察。许多英军也保持着军人本色，其他的军人却漫步而行。

    神色最沮丧的是澳大利亚军人。他们身材高大瘦长，没精打采地赶路，有许多没穿上衣，光着身子。要是英军，如果上衣不见了，军士们一般还会戴上臂章。澳大利亚军就不是这样。不管他们是因为气候炎热潮湿而把上衣脱掉，还是在战斗中上衣撕破或丢失，他们个个垂头丧气，流露出茫然无助的神情。我了解他们的绝望心情。

    印度军人的士气很低落，我想也许他们认为这场战争跟他们无关。英军投降后几天，日本人把所有印度战俘集中在花拉公园跑马埔。动员他们加入印度国民军同英国人作战，争取印度独立。战俘们有一半愿意参加，他们的军饷和居住条件马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