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形告诉母亲，而且认定我还是不要离开新加坡为妙。如果我尝试离开，日本宪兵很可能把我拉到宪兵部去，进行严厉的盘问。假如我留下来，大大方方的四处走动，从事黑市买卖和制造胶水，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相信日本宪兵不会找我的麻烦。

    这种捉迷藏的游戏延续了八个星期左右。偶尔在凌晨两三点夜深人静时，一辆汽车突然间从维多利亚街经过，停在这条街和勿拉士巴沙路的交界处。这时候，我一想到日本宪兵可能来找我，心里头所产生的恐惧感是很难形容的。跟多数人一样，我听说过日本宪兵拷打人时手段是多么毒辣。他们戴着白色的臂章，上面印着quot;宪兵quot;两个红字。他们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就连高级军官也不敢过问。他们的总部设在史丹福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分部分别设在欧思礼坡、史密斯街和桥南路中央警署。住在这些宪兵部附近的人家说，他们经常听到受害者遭拷打时的哀号声。日本宪兵料想这些声音会使邻近的人家产生恐惧的心理，他们会把内心的害怕传开去。这是日本政府故意采取的一种方法，目的在于恐吓当地的老百姓，使他们服服帖帖，易于控制。

    我跟任何地下组织和传播同盟国消息的网络都没有联系。我没有必要秘密收听任何无线电广播，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处理西方的新闻报道。我下定决心，如果不幸被捕，我会告诉他们我所害怕发生的事，就是英军攻占缅甸后，将会着手收复马来亚，，从而挥军南下攻打新加坡。届时，日军势必作战到底。因此，我曾打算离开新加坡，到金马仑高原种木薯、番薯和蔬菜，因为金马仑不是英军南下时的必经之道。我将提出证据，说明曾经到过槟城和金马仑，两个月后母亲和弟弟也跟着去，以证实我的估计，也就是金马仑是我们举家迁居的最好的地方。然而有一天，日本宪兵对我的监视突然停止了。前后被监视了两个月，真叫我心力交瘁。

    由于缺乏需求，我不再制造胶水了。后来，我跟一个名叫刘友霖的上海人合伙搞生意。他大约三十五六岁，从事建筑业，是个小承包商。他没有合伙人。我能讲日语，他不能。我们能够从日本公司和驻扎在新加坡的日本部队那里找到一些零星的工作。为了扩大我们同日本平民方面的接触范围，我们也跟一个叫做影山的合伙。他是一个日本平民，也是三十五六岁，是quot;组合quot;的雇员。由于日本船只不断被同盟国击沉，商品越来越少，quot;组合quot;里没有什么事可做，他便决定自行创业，充当日本大公司、军部和本地供应商的中间人。他和我相辅相成。刘友霖有建筑专长，而且跟我们所需要的二手承包商、木匠、石匠和砌砖工向来有联系。我们三人合作，生活过得相当不错。

    继续做黑市生意

    我继续做黑市生意，凡是可以买卖的东西我都乐意充当经纪人。这些东西包括我上面说过的品目，如西药、小件首饰、地皮、洋酒、密封的英国罐装香烟。我搞得很成功，这是一种肯定不会亏本的生意。市面上每一种物品都供应不足，而且越来越少。高通胀意昧着物价永远不会下跌。但是你必须有资本，才会富上加富。我筹到一些钱，而且很快地就累积了更多钱。我知道手上一有现款，就得把它转换成比较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要不然手上的钱很快就会贬值。为了急于把香蕉票换成财物，我绘自己买了一张大号的台球桌。经过一番修补，再徐上清漆，换上绿色桌呢，垫平后安放在维多利亚街房子的楼上。1945年三四月，父母亲的一个朋友迁出华厦的住房，建议我们租用。我们立刻把它租下。这一来，我便能够把维多利亚街的房子用作搞生意和娱乐的场所了。说到搞生意，是因为这座房子隔壁，有一间用红砖砌成的角头店屋，专卖糕点和面包。我们这些经纪人经常在这里聚会，交换消息，并商定交易。说到娱乐，却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