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从伦敦到剑桥
铁站,不必再到殖民地学生聚居区,感觉很好。但在住所里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由于没有公共的餐室和起居室,人人都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早上早餐有人送进来或自行解决。家务遇到困难,不知该怎么办,我便找英国女孩子帮忙,她们是合租顶楼的六个年轻的办公室秘书。她们教我到哪里买肉,没有冰柜怎样让牛油牛奶保鲜(留在窗沿保冻,放在屋里会发酸)。
同学教我把手巾洗了挂在洗脸盆的镜子上晾干,可以省下6便士,这却不适用于衬衫和内衣。通常衬衫穿不上一天便会被伦敦的煤烟弄脏。我异常气恼,不为什么大事,而是我在新加坡认为理所当然的小事。在家里我一切需要都有人照顾。饭有人煮,皮鞋有人擦,衣服有人洗,也有人熨,而且要什么就有什么。如今我样样都必须自己动手。生活非常累人,外加要花很多时间走路。路走得太多,坐巴士和地铁时间也太长,我疲惫不堪,没有足够的精力坐下来静静读书和思考。
一天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完宪法辅导课之后,我找讲师谈话,他叫格兰维尔·L·威廉斯。根据伦敦经济学院的记录,他来自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那里考取了博士学位。我向他打听剑桥大学和那里的生活情况。他说,剑桥跟伦敦大不相同,是个小镇,就靠大学生存。那里生活悠闲得多,学生和教师都骑脚踏车代步。听起来很吸引人,我决定去走走。
决定转到剑桥
1946年l1月底我到剑桥去,遇到了莱佛士学院的学生黄塞西尔。他进了菲茨威廉宿舍,那是个非院校机构,专门收比较穷的学生,收费也低得多。塞西尔带我去见菲茨威廉学监威廉·撒切尔。学监的职位相当于一所学院的院长。撒切尔给人印象深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佛兰德斯受了重伤,脸上留下疤痕,荣获了军事十字章。由于硬腭受过伤,说话受影响。他强烈信奉基督教原则,对发奋图强的不幸者很有同情心,教师和学生都很尊重他。我把自己的难题告诉了他,不知怎的他喜欢上了我。那年的春季学期定于1947年1月初开课,他表示准备在这个学年录取我,只要塞西尔愿意让我住进他的房间。塞西尔马上答应了。我既感激又喜出望外,回伦敦办好应办的事,收拾了行装。1月初我在国王十字车站坐上火车,大约两小时后到达剑桥,转坐的士到贝尔沃路36号塞西尔的住所。
两星期后,我坐下来写信给帕里教授,告诉他我决定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到剑桥。我接到他生气的回信:quot;让我告诉你,我们拒绝了其他学生,我还想尽办法劝学院当局录取你。你的作为显示我看错了你,我不该轻易帮助你。你的忠实的D·休斯·帕里。quot;收到信后我决定亲自去见他,解释自己为什么离开伦敦。我到他的办公室面对他,准备接受应得的处分。我叙述了自己在第一学期所面时的生活问题:从一个小城市,来到一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人人都匆匆忙忙地以快得不得了的速度做事,我感到不知所措。此外我也照顾不了自己。
他听了我的倾诉,看来相信了我所说的一切。他对我说,我早该告诉他这一切,他本来可以安排我住到宿舍里,我的一切需要都会得到照顾,语气几乎是原谅了我。如今回顾那些岁月,我为自己没留在伦敦感到庆幸,留下的话日子肯定不好过。但他特别照顾我、我却辜负了他,总感到后悔。70年代末期他出任伦敦大学校长,我成了新加坡总理,一度想写信给他,最后认为最好还是忘了过去。也许我是应该写信的,告诉他我没忘记他的恩典。
不过伦敦也不是没有优点。对未来的律师来说,这里可以借鉴的地方很多。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学期,政治学教授哈罗德·拉斯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跟其他许多以前没修政治学的学生一样,听了他的一些课。他个子小,长得不起眼,头脑却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