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才知道，我已经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将列在他们的监视名单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马来亚大厦发表过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说。他们知道我不是在闹着玩，而是个立场坚定的人。我想最好他们也知道，在宪制上我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同时我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也不同情共产党的作为……

    这期间，我和芝讨论了两人在英国的生活，并着眼于未来。我们认为最好趁12月圣诞假期静悄悄地结婚，并严守秘密，料想如果向芝的父母亲征求意见，他们一定会很不高兴。格顿学院也未必会赞同；学院的学监就给我写过信，提醒我这一点。女皇奖学金当局也可能表示异议。但我们都是20多岁的人，已经成熟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的一个来自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真正动机，把当地的一家小旅馆介绍给我们，认为那是欢度圣诞假期的理想地点。我们还可以到举世闻名的莎士比亚剧院观赏莎翁名剧。然而我们一到达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便把此行的真正目的告诉当地的婚姻注册官，并在住上两个星期后，便依照手续结婚了。我们在前往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途中，曾在伦敦稍作停留，以便我到摄政街给芝买一枚白金的结婚戒指。回到剑桥以后，芝用一条项链把戒指挂在脖子上，而不是戴在手指上。

    尽管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们仍然一如往常地努力读书。我要确保自己能够达到参加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的程度。芝在应付第二年的课程时有点困难，恐怕要到第三年才能见曙光。1948年5月，考试又到来；6月，成绩在评议会大厦公布。我在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中获得一等成绩。芝在法科第二阶段资格考试中，获得二等成绩，她感到很失望。其实，她参加的不是荣誉学位考试，并非真正重要。我安慰她，然后两人决定到欧陆度假两星期。

    我们不想参加团体旅行，自己安排在巴黎逗留五天，再到瑞士逗留一星期，最后一站是威尼斯。

    巴黎到处积满污垢，阴沉一片，经过德国四年的占领，情形更糟。幸亏德军司令决定违抗希特勒的命令，撤退时没把整个城市摧毁。比起英国人来，法国人显得很穷。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自豪和有组织。巴黎的公共交通比伦敦差得多，双节长巴士看起来又古怪又笨拙，转弯时不容易操纵。交通一片混乱，司机的态度都很粗鲁。法国人在搭巴士或到商店柜台付款时，都不会像英国人那样排队。他们在车门口推推搡搡，上下车都乱挤一通，甚至他们在说quot;对不起，先生quot;时，也使劲把你推到一边。巴黎的地铁，票价比伦敦便宜许多。但在1948年那个时候，一般列车都很肮脏，通风设备又差，空气不新鲜。车上的乘客只顾自己，很少替别人着想。在伦敦，男士会站起来把座位让给女士，年轻人也会让位给老年人。我离开巴黎时，心里对英国人更加敬佩。在社会准则和政府给人民提供设施方面，法国肯定比英国低几级；所谓设施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基础设施。

    然而对讲究吃的人来说，法国餐是顶呱呱的。牛排的滋味特别美，酱料也异常可口，葡萄酒更是第一流。即使是简单的凉拌菜，也蛮好吃，例如用又大又红又甜的番茄为料，加上少许橄榄油和酸醋拌成的那种，如果跟烤牛排和法国面包一道吃，味道再好不过。尤其是法国面包，比英国的松脆，好吃得多。我和芝都不想再吃英国的标准菜肴了。

    我们乘夜班火车从巴黎到日内瓦去。醒来时，只觉得空气很新鲜，气候凉爽。日内瓦真是个洁净无瑕的城市。街道上汽车很少，来往川行的有轨电车都很干净；鲜花正在灯柱的半中腰怒放(不知怎么浇水的)。我们下榻的布里斯托尔旅馆(战前这家旅馆的住客显然都是英国人)，所有的床都铺上美丽的白被单，还有白桌布、白面包，食物更是美味可口，一切都干干净净，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