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新加坡，同朋友们商定所要采取的路线之后再表露也不迟。

    不过，我在伦敦期间，倒有几次到下议院听演讲。有些工党议员对殖民地学生极为友善(反之，保守党议员对殖民地学生的自由愿望往往嗤之以鼻)。伊顿和斯劳区工党议员芬纳·布罗克韦常常在威斯敏斯特(英国国会所在地)的大厅里跟我会面，以便把入门券送给我，好让我到旁听席旁听。工党里有一些著名的演说家。记得1947年我第一次到英国国会旁听时，见识了工党议员斯塔福·克里普斯如何以锐利的言辞，把保守党影子内阁的殖民部大臣驳斥得毫无招架的余地。他是一个头脑敏锐的人。

    获得唯一的特优奖

    1949年5月，我们参加法科的最后考试。6月成绩公布，我相当满意。我在法科第二阶段的荣誉学位考试中，考到一等成绩，并获得那年唯一的特优奖。芝也考获一等成绩。我们拍电报把好消息告诉我们的父母。我本来应该考到更好一点的成绩，但一等成绩也够好的了，可以作为我返回新加坡以后展开另一阶段生涯的优异标志。根据剑桥大学的规则，一个法科学生在考获学位之前，必须quot;完成quot;至少九个学段，一个学段是八个星期，必须住在学院宿舍或是当局批准的住所。芝在剑桥大学只有六个学段的时间，我也只有八个学段。我们得到特别的豁免，都获准在6月21日仲夏日领取学位。

    剑桥大学决心维持悠久的传统。这种传统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显得奇特，但却增加了剑桥作为一个古老学术中心的神秘性。在举行毕业典礼那天，学生以所就读学院的资历高低为序，排成一行，然后在导师带领下，走进几座法学院附近的评议会大厦。他们一进里面，便每次五人，每人握着导师右手的一根手指，由导师逐一把他们带到身穿礼袍坐着的校长跟前。学生和导师也依照他们获得的学位，穿上相关的礼袍。等待领取学位的学生身穿短礼服，肩上报着一条缀有白兔毛的垂巾，在背后晃来晃去。导师把学生介绍给校长，校长于是一面说着拉丁语，一面把学位颁授给学生。比利·撤切尔以学监的身份亲自带领我和其他学生走上前去，菲茨威廉的学生因为不属于剑桥大学的任何学院而排在最后。典礼举行过后，我们在指导教师和其他同学陪伴下，到评议会大厦外边的草坪去拍了不少照片。三一法学院几位教过我和芝的法科讲师，以督导的身份也到场同我们分享快乐，特雷弗·托马斯也在。杨邦孝把当时的情景一一摄入镜头。

    接着我们转到三一法学院托马斯的套房，开香槟再庆祝一番。另一位讲师t·伊利斯·刘易斯博士也来参加。我们都很亲切地叫他tEL(姓名第一个字母的缩称)。他教过我们，是个威尔士人。他有副讨人喜欢而显得滑稽的面孔，秃头，细微的白发散在两边，脸上戴着无框眼镜。他对我和芝说：quot;如果是男孩子，就把他送到三一法学院来。quot;

    1952年我们的大儿子显龙出世时，我写信给三一法学院的高级导师，预先给他订了个学额。可是，19年后显龙到剑桥大学深造，却决定进入三一学院，也就是当年牛顿所建立的最优秀的数学学府。在三一学院的优秀导师教导下，他以两年时间修完三年的课程，并获得数学一等荣誉学位。

    在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所拍的照片当中，我最珍惜的是比利·撒切尔站在我和芝中间的那一张。我没有令他失望，我的quot;女友quot;也一样。撤切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为人精明，富有洞察力，而且对手下的学生不借花费许多时间细心教导。有一天，我在他的套房同他一起喝茶时，他指着几个正在特朗平顿街挖掘泥土的工人说，他们在短短三个小时里就喝茶休息两次，过去和战争期间他们的工作态度就不这样。现在他们不愿意卖力工作，国家是不会进步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