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决定做点事
。他永远忘不了英国人对他的侮辱,很讨厌民事服务中一些英国同事的作为。
我决定做点事,以改变这种可悲的局面,所以恨不得其他朋友,特别是吴庆瑞和杜进才,早点从英国回来。1950年11月的一天,已经解散了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的过去的主要左翼领导人约翰·伊巴事先没通知便跑到欧思礼路来找我。我们在走廊里阔谈了半个小时。我问他,对于新加坡不能成事的宪制政治,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为什么不组织一个政党,做点实事,向殖民地政府的权力挑战。他不置可否,说道:quot;你知道,紧急法令正在实施,我们必须非常小心。quot;我相信他可能从林丰美那里得知我们两人在伦敦会面的事。他正在揣度我的意思,看我是否可能成为他们招兵买马的对象。
1951年1月,报纸报道有关一批受英文教育的共产党分子遭拘留的消息。被捕者包括前马来亚民主同盟副主席约翰·伊巴、新加坡教师公会秘书蒂凡那和马来文日报《马来前锋报》的编辑主任沙末·伊斯迈。这是紧急法令下的拘留权力,第一次用来对付受英文教育的集团。
事实很明显,马米亚共产党也已在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中争取到新成员。尽管受英文教育者一向得到政府优厚的待遇,而且垄断了政府部门和专业方面的工作,但有一些满怀理想的人,却经受不住共产党对反殖民主义者的诱惑。如果我们置之不理,或者无法动员他们组成一股有效的政治力量,那么,最终得利的将是马来亚共产党。
担任选举代理人
我继续在律师馆工作,跟随黎觉到最高法院处理他所办的诉讼案件。每次他要出庭,便不喝酒,神志清醒。但是在其他场合,却叫人受不了。他带我外出用午餐和晚餐时,总是大喝特喝。比如他在加冷机场旅馆吃蚝,或是在史丹福餐馆和阿达菲西餐厅吃t骨牛扒,都是用黑啤酒和白啤酒把食物冲下肚。有时他中午喝得醉醺醺,以致下午不能有效地工作;晚上他则喝威士忌,往往喝到酩酊大醉。跟着他,我吃的东西过量,喝的酒也过量。他一定以为我会成为他的进步党的新党员,可以帮他做事,所以1951年2月要我担任他参加立法议会选举的代理人。我答应了。这将使我有机会粗略地了解新加坡的选举情况和惯常做法。
提名日定在3月8日,市面上却看不到什么令人激动的现象。这也难怪。上届立法议会选举在1948年举行时,20万名合格的选民,只有23000人前往投票,当中将近一半还是印度人,而印度人最多只占新加坡总人口的6%。
黎觉以极少的多数票当选。进步党总共赢得六席,劳工党两席,独立人士一席。竞选活动是依照我在英国所看到的模式进行的,只是模仿得很差。黎觉角逐加东选区的议席。这个选区在东海岸,是他的老家所在地,聚居着大批讲英语的海峡土生华人,他们都效忠英王和英帝国。作为他的竞选代理人,我雇用一批助手在选区内张贴竞选标语,上面有他的照片、名字和quot;请投进步党候选人黎觉一票quot;的字样。他也指示我安排夜间集会,并聘请马来职业舞女跟男人配搭,跳爪哇舞,同时还给观众提供食物和饮料,尽管法律禁止这样做。
选举总监在呈交英国殖民部大臣的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报告书中说:quot;那些负责任的政党领袖了解,当大约25万名合格选民只有24693名投票时,要立即大步迈向自治的基础并不存在。quot;一般认为这些投票的选民都是新加坡海峡土生华人和印度人。前者多数受英文教育;后者来自印度,是英籍民。新加坡岛上的大多数人对选举既不参与,也没有兴趣。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投票权。何况选举一概以英语进行,他们根本不会讲英语。
我觉得,殖民地这个虚幻世界。是脱离现实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