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

    1952年某天下午，三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身穿邮差制服，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找我。这时候，我已经不在黎觉的办公室里工作了，我在办公室外边自己的桌子旁跟他们谈话。这里没有冷气设备，闷热、潮湿，车辆来往的声音和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他们告诉我，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前些时候提出的改善待遇要求，迄今仍未被接受。他们获准聘请一位律师，今后代表他们进行谈判。市议员A．P．拉惹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但他因为工作太忙，建议他们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同我接洽。当时黎觉与王律师馆是进步党的联系网络之一，因此推想律师费不会太多，我征求黎觉的意见，问他是否应该接受。他说为了表示友好，应该接受。于是我接受下来，完全不考虑律师费的问题。

    P．哥文达三美给我很好的汇报。他是邮政局职员，比普通邮差高一级，所受教育不多，英语讲得还可以，是个十分可靠和说话中肯的人。谈判从2月持续到5月。但是政府对工会的要求，只答应调整到跟马来亚邮电工友相同的薪金率。我反驳说，新加坡邮电工友的工作比马来亚的邮电工友繁重，而且新加坡的生活费也比马来亚高，但是徒劳无效。

    我们已到了摊牌的地步。邮电工友决定在麦士威路宿舍举行罢工前的一次大会。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大约450名邮电工友到场，全体会员几乎都出席了。工会代表事先要求我在会上讲话。我出席大会的目的，就是要鼓起他们的勇气，同时保证他们有一个了解他们所有要求的律师正准备替他们出头。如果我跟他们说英语，恐怕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我用巴刹马来语讲话，证明好处很多。他们了解我所讲的话，因为出席大会的以马来人占多数，只有20%是华人和印度人，他们都听得懂马来话。我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决定依照紧急法令的规定发出罢工通知书。

    罢工行动预定于5月12日下午六点开始。当天下午三点，政府发出一封公函，做了一些小让步，但拒绝了邮差的主要要求--调整薪金制和新薪金制的生效日期。虽然公函寄出时密封，用大写黑体字在两个地方盖上quot;机密quot;宇样，但是就在当天晚上，邮政总监却到新加坡广播电台广播政府的建议，并说工会方面已经拒绝接受。

    我代表工会回答说：quot;新加坡公众联络部事先没通知工会，便发表跟工会来往的机密信件，同时压制工会的答复。我惊奇的是，它居然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工会认为本身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它劝请公众在工会和政府双方的理由全面公布后，判断该支持哪一方。quot;

    就在5月13日罢工开始前，已经从英国回来的吴庆瑞安排我在安珀路中华游泳会会见《新加坡虎报》副总编辑拉惹勒南。拉惹勒南是马来亚人，原本是斯里兰卡贾夫纳地方的泰米尔族，在伦敦逗留了12年，1947年才离开。他曾经跟一群印度和非洲民族主义者以及英国的左翼人物来往，一直在写反对殖民主义的小册子、短文。我就在游泳池旁边向他解释了罢工的背景，四周不时传来音乐和泳客的喧闹声。他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课题，借以向殖民地政府挑战。邮差罢工是一项正义事业，他急于投入战斗。

    罢工第一天早上，邮差进行和平纠察，政府派出大批佩带手枪和阔头弯刀的辜加兵，前往红灯码头附近浮尔顿大厦内的邮政总局。并有警车和无线电巡逻车不断开到那里。副警察总监宣布，他们会一直守卫下去，直到罢工结束。

    第二天，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