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新政府都免不了要证明本身的能力，通过许多新法律，推展许多新计划。1960年2月，我宣布了准备把新加坡海港局改组为新加坡港务局的计划。接着我们把妇女宪章提交议院一读，从而把新加坡引入一夫一妻制度和男女平等的新时代。后来，设立仲裁庭的立法程序在议院完成，我们便委任马来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查尔斯·甘巴为仲裁庭主席。大家都知道他同情工人，但是他不可能做得过火而把雇主置于死地。仲裁庭是依照澳大利亚的模式成立的。

    成立贪污调查局

    我们开展推行家庭计划的运动，事先训练了1000名志愿人员向公众展开宣传。希望降低每年4％的人口增长率。

    我们采取的一项最重要的行动，是向议院提出一项法案，以使我们拥有更广泛的权力来对付贪污。这是我们所连续采取几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旨在强化法制，以便把以身试法者控上法庭定罪。贪污调查局这个新部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

    我们宣布将给予马来亚大学(设在新加坡)和南洋大学同等的财政援助，但是我们也要求两所大学具有同等的程度。为了改善南大学生的前程，我们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我们着手让他们进入马来亚大学就读，从而让他们提高自己。我们开始在马大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院开设历时三个学段的大学先修班课程，让合格的非英文源流学生进修后考入马大。

    尽管我们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进展，唯独经济计划方面少有进步。9月间，我们同马来亚商谈有关成立有限度的共同市场的问题，对方的态度却比以往更为冷淡。情况坏得很。当时本地一名厂商打算扩展他的棉纺织厂，使它成为从提供原材料到生产成品的工厂，包括织布和制衣；这已经是则大新闻，因为扩展工厂将使所需劳动力增加300个。我们正处于艰难的境地，迫切需要新的就业机会。

    当时，旅游业在亚洲还处于萌芽阶段。大多数先进国家的游客，都到其他先进国家去观光。于是我们决定展开宣传，把1961年定为quot;访问东方年quot;。为了吸引游客，我们在4月间举行航空展览，接着相继举行电视和无线电展览、汽车展览、胡姬花展览、摄影展览等等。6月3日则举行邦庆日庆祝盛会。接下来是历时两个星期的文化节活动。我们以这少许节目来吸引外国游客。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联合国技术援助理事会派出的一个技术团。这个技术团于10月间到新加坡来考察拟议中的裕廊工业区，然后就哪种工业适合在这个工业区发展提供意见。我们很幸运，得到温斯敏博士的协助。他是这个技术团的团长，也是一个讲求实际、精明能干的商人，过去是个工业家，担任过荷兰政府的部长，对欧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情况了如指掌。他在新加坡逗留三个月左右，为新加坡日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我们的经济主要依赖贸易，特别是转口贸易。一个印尼代表团曾到新加坡来，讨论如何消除两地之间的quot;不正常贸易quot;以及如何增加他们的外汇收益。他们要求我们把从印尼运到新加坡的货物当中的相当大的比值，以外汇记入他们的账户，他们则答应通过新加坡购买双方所同意的一定数量的货物。然而摆在眼前的却是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我们要商人合作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没有人会申报从印尼进口或输往印尼的货物的价值，也不会申报真正买入和卖出的货物的清单和价格。印尼配货人寄出的发货单上的价钱，也低于货物的实际价值，而且往往利用同一份出口许可证寄出第二批货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