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到当地的海滨疗养地斯克格尼斯度假。但是，父亲和母亲必须在不同时间度假。父亲每年休假一周，到斯克格尼斯参加他最喜欢的保龄球锦标赛。住在商店的楼上，孩子们可以比其他阶层的孩子们更多地见到父母。无论是吃早饭时，还是吃午饭时，或者是下午喝茶或吃晚饭时，我都能见到父亲。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交谈，为此我很感激我的家庭。

    我父亲是经营杂货店的专家。他总是争取提供优质货品，商店的布置也说明了这一点。在柜台的后边有３排用红木做的盛香料的抽屉，铜质把手锃光剔亮、柜子看起来金碧辉煌。柜子上放着大型黑漆茶罐。有时分给我的活是把袋装或箱装的茶、糖或饼干分装成一磅或两磅的小袋。在房子的后部有一个凉爽房间，我们称作quot;老面包房quot;，那里挂着咸肉，需要剔骨，切成细片。整个房间里弥漫着香料、咖啡和熏肉的宜人香味。

    我出生在一个讲求实际、严肃认真、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实际上，我父亲在格兰瑟姆及其附近还是一个担任传教的居士，经常有人请他去传教。他的布道很有感召力，知识性很强。有一天我问他，他布道时为什么用一种quot;说教的语调quot;，他听后大吃一惊。我想他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这是对福音的一种下意识的虔诚，与他开会或讨论时事时的平淡声调大不相同。

    卫理公会教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星期天上午１１点，全家去教堂作礼拜。在此之前，我得去主日学校，下午也去主日学校。从１２岁起，我为唱圣歌的小孩子伴奏钢琴。那时我的父母还常去教堂作晚礼拜。

    活动太多了我觉得并非是好事。我记得有几次我曾设法逃脱。我对我的父亲说，我的小朋友们不去教堂，他们能够出去散步。父亲回答说：quot;不要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这么做。quot;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当我提出想学跳舞时，他这么说；当我有时提出想去看电影或外出到某个地方去玩时，他也是这么说。不管当时我的感受如何，这种情操正如对我父亲一样对我也起了好的作用。

    然而，我父亲的责任感也总有其慈善的一面，这一点并不是人人都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穷人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那些勤奋工作略有积蓄的人家，其体面的生活也岌岌可危，并不轻松。他们生活在刀刃上，担心一旦灾难降临，或者稍有松懈，手头稍有放松，就可能债台高筑，被投入贫困的深渊。朝不保夕的生活往往使那些怀着最好的希望的人们变得冷酷无情，对人缺少宽容。我记得我父亲与一位教友讨论一位朋友的quot;浪子quot;。他把父母的积蓄挥霍殆尽，身无分文，带着年轻的一家，来到父母的家门。那位教友的观点很清楚：那个孩子不好，永远也不会变好，应该把他赶出家门。我父亲的回答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他说：儿子就是儿子，当他上门求援时，应该用家庭的全部爱和温暖来欢迎他。即使天塌下来，人总得有家可归。

    由此可见，我的父亲是一个具有坚定原则的人。我母亲总是说：quot;你父亲总是坚持他的原则。quot;但是，他不主张在应用这些原则时影响别人的生活。他当市议员和后来当高级参议员时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安息日的活动安排问题。在那个年代，在格兰瑟姆以及其他地方，电影院在安息日大都关闭。但在大战期间我父亲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做法。他支持电影院星期天开放，这样可以使附近的驻军有地方可去，而又不打搅那些在安息日想安静下来沉思冥想的人们。同时，他强烈反对（尽管没有成功）开放公园进行文体活动。他认为那样会破坏别人的安宁。他把星期天看作一个特殊的日子，但在具体做法上又有灵活性。我虽然是个女孩，我对这些限制不以为然。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