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即使是在经常演出的广播剧和各种竞技表演的时代也是有意义的，也许更有必要，他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参与比作为一个被动的欣赏者要好。有时我对他们的这种观点感到厌倦，但我能理解其中心意义。

    有时我同母亲和姐姐一起外出度假，通常是到斯克格尼斯海滩。这时同样强调亲身积极参加活动，而不是闲坐着胡思乱想。我们住在可以自己做饭的客房里，这种办法更经济些。早上起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其他孩子一起到花园里去做早操。这里有许多好玩的东西，有水桶，有铲子，当然还有海滩。晚上我们去观看各种杂耍表演，有小丑、魔术、杂技，有老式的演唱，还有口技。这些节目按现在的标准来说是非常纯真无暇的。观众很多，我们参加了亨利。霍尔的流行歌曲《客人之夜》的演唱。我的父母认为这类演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件事本身说明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当斯蒂芬森外祖母活着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去看这类演出。她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我１０岁那年。

    这样说可能使人听起来觉得外祖母是个很刻板的人。其实并不然。在我和姐姐的生活中她使我们感到温暖。她的着装符合当时老祖母一代人的款式，总是穿一件很长的黑色缎袍，上面缀满珠子。在炎热的夏天晚上，她常到我们的房间来，给我们讲她当少女时的故事。她也讲老奶奶喜欢讲的故事，吓得我们皮肤发麻，譬如说蠼螋会钻到你的皮肤下边，你会生痈。外祖母是个闲人，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她去世时８６岁，是我第一次遇到死亡事件。按照当时的习惯，我被送到朋友家住，直到办完丧事并且清理运走了外祖母的遗物我才回来。事实上，对一个孩子来说，生活只不过是一天经历的记忆。我的感情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是当我们的店半天营业时，母亲和我就去给外祖母扫墓。我没有见到过祖父和外祖父，他们都在我出生前去世了。我只见过罗伯茨祖母两次，那是去北安普敦的林斯特德度假的时候。她不像斯蒂芬森外祖母那么有派头，她是个忙忙碌碌非常活跃的小个子老太太，把家里的花园整修得很好。我仍然记得她在楼上的储藏室里储存了许多带橘子味的苹果，她让我和我姐姐挑选最好的吃。

    我的父亲是个很好的保龄球手，他吸烟（这对他很不利，他的肺不好），他的其他爱好和娱乐都与他的工作相结合。我们家里没有酒，直到大战结束父亲当了市长后我们家才有酒，而且只有雪利酒和樱桃白兰地酒。不知为什么我们家认为这比仅用白兰地招待客人要体面。（后来多年的竞选活动使我知道樱桃白兰地对嗓子有益。）

    像镇上其他主要商人一样，我父亲也是扶轮社成员。扶轮社的信条是quot;服务至上quot;，这一点铭刻在他的心里。他在扶轮社的集会上经常讲话，而且善于雄辩。我们在当地的报纸上可以读到他讲话的长篇报道。扶轮社经常为镇上的各种慈善机构募捐。我父亲不仅参加教会发起的募捐，而且作为市议员或以个人名义参加募捐。我最喜欢参加的是圣诞儿童救助团募捐，这时我穿上妈妈给我做的参加晚会用的漂亮裙子，为生活困难的孩子募捐。

    除了家庭和教堂以外，我童年的生活中心自然是在学校。我很幸运，我上学的亨廷托尔路小学在镇上很有名气。校舍很新，教师也很出色。我开始上学时我的父母已经教我学会了简单的阅读，我很小就很爱学习，我想我像其他孩子一样，那段时间的生活在心目中仍然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我记得５岁时老师叫我读ＷＲＡＰ这个字，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我读对了，但我认为quot;他们总是把最难的给我做quot;。后来上常识课时我第一次接触到quot;谚语quot;的神秘。我那时已经形成了逻辑思维和按字面思考的习惯，这一点恐怕至今也没有大的变化。我对quot;三思后而行qu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