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点，按照英国的最后通碟，德国人应该撤兵，我们守在收音机旁，翘首以待，但希特勒拒绝撤兵。这是我记忆中我青年时期唯一没有去教堂的一个星期天。内维尔·张伯伦从唐宁街１０号的内阁办公室现场播出命运攸关的讲话。他告诉我们战争开始了。

    到这时，人们自然会扪心自问，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般田地。我父亲每周从图书馆借出两本书，一本quot;严肃quot;的书，他自己（和我）看；一本小说，我母亲看。结果我发现我读的书是我这个年龄的女孩一般不读的书。很快我就知道我喜欢读什么书，即关于政治或国际事务的书。例如，我读了约翰·斯特雷奇的《即将来临的夺权斗争》。这本书最早于１９３２年出版，预言资本主义不久将被社会主义代替。我们这一代中有许多人感到这本书激动人心，内容新颖。

    但是，我的本性和教养注定我是一个quot;真正的quot;保守党人。不管我读多少左翼书籍，不管听多少左翼评论，我的政治信仰都没有犹豫。我这么说可能不时髦。但我对自己一直有清楚的认识，尽管我在政界有些了不起的朋友，他们对自己的立场和所持立场的理由内心常常受到冲击，尽管是许多年后我才懂得我相信的政治哲学的背景。就此而言，现在看来我是不同寻常的。在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左翼主导着政治议程，尽管丘吉尔在战争期间领导政府时这一点被掩盖起来。这个时期出版的许多书表明了这一点。左翼把右翼说成绥靖派，而且宣传得相当成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维克托·戈兰茨的左翼读书俱乐部，即所谓的quot;黄颜色的书quot;。有一本书影响特别巨大：《罪人》，是与迈克尔·富特合写的，作者化名quot;凯图quot;，此书于１９４０年敦刻尔克撤退后不久出版。

    １９３８年秋天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的畅销书《武器还是奶油？》出版。洛克哈特遍游欧洲，去了奥地利（在纳粹控制下），后来去了德国，正是希特勒全胜的时期。有报道说，德国一家全国性的报纸编辑告诉他说，quot;德国需要和平，但是她需要的是符合她的条件的和平。quot;这本书结尾时是这样描述的，quot;２０００人的整齐的脚步声quot;唤醒了作者洛克哈特，他从窗户向外望去，在雾气弥漫的黎明中，quot;纳粹德国已经行动quot;。

    同一个主题更具新意的书是道格拉斯·里德的《狂妄场》。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里德亲眼目睹随着纳粹影响的扩大犹太人受到的迫害。他描写了纳粹领导人的性格和心理，有时怪僻，有时失态，有时诡计多端。他分析并淋漓尽致地谴责了英国和法国采取的为希特勒铺平道路的绥靖政策。这本书写于奥地利被吞并的前夕，具有很强的预见力。

    德国共产党人理查德·克洛波斯以简·沃尔廷为笔名写了《走出黑夜》。未来的国会议员丹尼斯·肯道尔把这本书借给我的父亲，读起来晦涩难懂，父亲不让我读，把书藏在书柜里。但他没有成功，当他出去开会时，我从书柜里取出来阅读。的确，这本书不适合一个１６岁的女孩阅读。里边充满了关于实行极权主义毛骨悚然的描述，有许多性虐待暴力场面，作者的权威性使人读起来更加不寒而栗。受害者遭受纳粹的虐待是骇人听闻的，这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主题。

    美国人赫伯特·阿加所写的《辉煌的时代》，对我有着特别大的影响，该书于１９４４年出版。这本书奇妙而有力地分析了西方道德的堕落如何使希特勒得以发迹并导致了此后的战争。它要求回到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还有不少关于左翼社会行动的描述，对于后者我并不太喜欢。对我来说，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述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反希特勒斗争具有捍卫文明和人类命运的意义，这一点超越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