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同。后来，从１９４４年开始，牛津的气氛随着因伤病退役的军人的归来再次发生了变化，他们或是来完成一个缩短的战时学位，或是开始一个完整的学位。他们有太多的经历，我们对此望尘莫及。基普林在《学者》中曾这样描述那些大战后返回剑桥继续学业的海军军官：

    他们曾历经磨难，再也不愿回首，那无数激流险滩；

    如今整个世界都欠他们很多，他们也开始享受些许，生活的甘甜。

    我离开牛津的时候，已结交了一些朋友和同事，他们的见识比我要广得多。战争结束时，牛津汇集了各种观点和经验，我从中受益匪浅。

    起初我是自我封闭的。在这种全新的环境里我感到羞怯和无所适从。我依然坚持在格兰瑟姆的习惯，独自长时间散步，环绕基督教堂草坪，穿越大学公园，沿着查韦尔河或泰晤士河而行，享受独处的乐趣，陶醉于万般思绪之中。不久，我便开始能够体味牛津的生活乐趣了。我在牛津的头几年恰逢战争接近尾声，因而也许并不奇怪，我的乐趣带有新教徒的特点，这是我从格兰瑟姆带来的。我是卫理公会研究小组的一个成员，这个小组经常举办或参加茶会。我母亲给我寄些糕点，星期六的早晨，我到牛津北部的quot;糕点厂quot;排队，等候一小时左右，为周日购买茶点用品。我加入了由托马斯·阿姆斯特朗爵士（非常巧合，他是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的父亲）指挥的巴赫合唱团，该团上演的曲目比它的名称要广泛。我们在谢尔登剧院上演的《马太受难曲》尤其使我记忆犹新，这个剧场似乎是雷恩专为这个节目设计的。我们也唱过《伊戈尔王》，贡斯当·兰伯特的《格兰德河》以及雷尔斯特的《耶稣赞美诗》，有时我只是去听，并不唱，我听过凯瑟琳·费里那在埃尔加的《杰隆修斯之梦》中的演唱。

    随着战争结束和军人复员，牛津娱乐活动的节奏加快了。八浆划船比赛又恢复了，我去河边观看过比赛。就在这时。我第一次去跳舞，有时甚至喝一点儿酒（以前我只尝过雪利酒，但并不喜欢，现在依然如此）。我第一次抽了香烟，同样也不怎么喜欢，虽然我知道如果坚持吸下去的话我会品出味道来的。我决定不吸烟，把钱省下来每天买《泰晤士报》。我第一次参加校庆舞会，像歌中唱的那个女孩儿一样通宵达旦跳个不停。我在老剧场和新剧场观看契可夫和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时正上演一些克里斯托弗·弗赖的早期作品。）我还观看过一部精彩的牛津大学戏剧社的演出，是在学院花园上演的，由牛津当时的时髦人物肯尼斯·泰南主演。至于剧情我现在已记不清了，部分原因是：把舞台上的肯尼斯·泰南与生活中的肯尼斯·泰甫区别开来是很困难的事。

    我的牛津生涯本来可以更丰富多采些，但我手头不富裕，而且若不是我的导师——总是乐于帮忙的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向学校建议，使我得到一点奖学金，我将入不付出。我还得到一些教育基金的帮助。如果当时我愿意承担一些教学任务的话，我会从这些机构中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但我知道自己并没有从教的天赋，我确信（至今仍确信）好的老师需要有一种天才，而大多数人根本不具备这种素质。事实上，１９４４年夏天我还在格兰瑟姆真的教过一假期的自然科学，并挣得了买一辆自行车的钱，这在格兰瑟姆算是奢侈品而在牛津则是必需品。就在我于格兰瑟姆任教时，巴黎解放了。校长召集全校大会，宣布巴黎又自由了，并告诉我们勇敢的抵抗运动战士如何起义，打击德国占领军，帮助盟军，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很明显，我们正在获得战争的胜利；因而我不再为没能为战争做更大的贡献而感到那么内疚了；我与所有英国人民一样为法国抵抗运动为法国挽回荣誉和自尊感到欣喜。也许那时我们对抵抗运动的普遍存在有些夸大其辞，我们中间流传着这类故事，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