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t;爱你的邻居quot;并不意味着喜欢他，或认为他有吸引力，……对自己的某些所做所为，我可能会感到恐惧和厌恶。那么很显然，我也可以憎恶敌人的某些所做所为……所以，基督教义并不要求我们减轻一丝一毫对残忍和不仁行为的痛恨……即使当我们斩杀、惩罚敌人时，我们必须尽量设身处地地想问题——但愿他不那么坏，希望他在今生或来世可能会得到拯救，实际上就是祝他好。

    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些话无疑具有特别深刻的含义。

    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学生对国家的主要贡献莫过于刻苦学习，获取知识，而不是想入非非，得陇望蜀。但我们还是想尽量多做一些实事。就我而言，每周一两个晚上，我去卡法克斯的军队食堂服务。来自附近的上海福德基地的英国士兵和美国航空兵是我们的常客。那里闷热潮湿，双脚也吃了不少苦头。但这项工作也很有趣，那里总是宾客满座，不乏睿智的幽默。

    １９４４年７月诺曼底登陆的报导带来的是恐惧和忧虑。我的那么多同龄人在无遮掩的沙滩上进行殊死拼杀令我们深感不安。也许这时是我第一次怀疑自己留在牛津是不是错了。

    实际上欧洲战场的战争一年之内即将结束。尽管还有巴尔格战役和昂合姆的悲剧，工作重心在缓慢地转移，人们开始为和平的到来作准备。我把时间越来越多地用于和平时期的活动，政治活动是其中的一项。

    牛津入学初始，我就加入了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该协会成立于２０年代，由基思·法伊林发起。他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学者，保守党的历史学家，后来写了《内维尔·张伯伦传》。那时全国约定战争期间各党派停止政治竞选活动。这一约定虽然并没有直接影响到高校政治活动，但实际上牛津的政治活动比３０年代平静多了。尽管这样，保守党协会的各种活动迅速成为我生活的核心。当时牛津大学学生协会不吸收女性会员，但我有时去那里旁听。众多演讲明星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展开辩论，大到世间大事，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鸡毛琐事。但牛津大学学生会鼓励那种华而不实的辩论风格。我大概永远不会成为那样的辩才，我更喜欢我们协会那种更为严肃的法庭式的实实在在的辩论。协会还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相互结识和交友的网络。那儿的一些同事们的经历表明，这个论坛的确起了有效的媒介作用。

    牛津的政治活动培养了大批人才。在这些活动中，我结交了一些朋友。随着日月的流逝，这些朋友就像安东尼·鲍威尔的小说所描写的那样屡屡反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其中爱德华·博伊尔是与我关系较为亲密的一个。他在那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圈子里斡旋，轻松自如，而我只不过略知一二。但对于政治我和他一样兴趣浓厚，严肃认真。当时他是一位自由党下院议员的儿子，十分富有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作为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观点与我的带有乡土气息的中产阶级保守主义观点相吻合。后来我们在政见上分道扬镳，但一直是好朋友，他身患癌症不幸早逝。

    我在最后一学年认识了威廉·利斯——摩格。他早年就已成为《泰晤士报》的知名编辑。我同威廉的关系始终不如同爱德华那么密切，这个人让人觉得他拘谨的外表下透出某种坚毅，似乎生来就属于高层次。

    闻名逻尔的自由党人罗宾·戴同爱德华一样，是牛津学生会的头面人物。我们后来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人们有时会想，牛津学生会的优秀天才适合干什么呢？罗宾·戴开辟了一条路子，他投身于电视访谈。此后我们在工作中狭路相逢，短兵相接。

    另外一位明星人物是托尼·本。那时他仍然使用他的全名尊称：尊贵的安东尼·韦奇伍德·本。我们两人的意见总是相左，但他辩论时总是彬彬有礼，言辞有力。他是个爱国者，随着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