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的政策具有连续性，但这些政策似乎都是专为有钱人而不是普通人制定的。正如我们那份报告所说：quot;保守党的政策在公众眼里只是意味着一系列解决个别问题的行政措施，在某些领域里与一些毫无道理的偏见和富有阶级的私利联系在一起。quot;这种指责当然是不公正的。假如保守党赢得了１９４５年大选，我们仍然会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当然，直接使用公共开支会少一些，并让私营部门和自愿捐助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当时认为保守主义就是维护既得利益、反对变化和改革的看法是很有影响力的。

    １９４６年３月，我成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司库，同月晚些时候作为牛津大学代表之一出席了在伦敦的沃尔多夫饭店举行的保守党大学生联合会的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我非常高兴，我讲话支持更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士参与大学的保守党政治活动，我感到我们有必要丢弃那些令人感到沉闷的、谨小慎微的保守党观念。这并不是说像社会主义者（并不很坦率地）声称的那样我希望有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是因为我确实没有发现阶级有多么重要。每个人都可以给生活一些独特的东西，而他们的责任就是去开发这些才能——各种出身背景都可以孕育英雄。如同我在那次会议上所讲的：quot;我们都听到了关于这个时代是普通人的时代的论调——但是请不要忘记也需要非同寻常的人。quot;我想或许本来还可以加上quot;妇女quot;二字。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我当选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成为第三位担任该职的妇女。那年夏天我通过了期末考试并开始了四年级的争取化学学士学位的研究工作，因此，我有较多的时间参加政治活动。比如，我平生第一次出席了那年在布莱克普尔市召开的保守党年会。我立即被吸收入党。在格兰瑟姆和牛津，成为一名保守党员令人感到不同寻常。而现在我突然置身于有着与我同样的信仰和对谈论政治有着永不枯竭的热情的数以百计的人们中间。

    大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气氛。作为一个地位低微的与会代表，我意识到党的领导成员们，除党的领袖外，已经抵达布莱克普尔，准备把英国的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英国的永存协调起来。参加１９４６年年会的一名敏锐的观察家，伯特兰·德朱维纳尔这样描写我们的前座议员们：这些杰出的、智慧的优秀政治家们，他们自幼受到的教养是谨慎的行政管理和文明礼貌的辩论方式。在内心深处，他们接受了１９４５年选举失败的结果。quot;这显然不是普通党员想听到的。事实上，坐在台下的人们就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第一天主席就拒绝了一项就哲学和政策问题进行一般性辩论的请求。登台发言的人大都表示了寻求共识的态度，大家对这种态度的反应并不热烈。影子内阁部长们发现了我们的不满，结果会议越开要求共识的调子也变得越强硬了。我的直觉与普通党员是一致的，尽管我还没有像此后几年那样从理性上形成对集体主义的批判观点。

    回到牛津后，我安排了许多人演讲。道格拉斯勋爵（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极力主张支持欧内斯特·贝文的外交政策。我们也乐意给予支持。鲍布·布思比，一位颇有风度的出色演讲家，攻击莫斯科式的集权专制主义。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其女儿帕梅拉当时也在牛津上大学，则抨击国有化运动，主张财产私有制式的民主。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在大学生俱乐部与牛津大学工党人士俱乐部进行的一场辩论中，提出了一个似乎很先进的quot;托利改革派quot;的观点。戴维逊女士告诉我们在众议院当一名唯一的保守党女议员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安东尼·艾登魅力非凡，在品尝雪利酒的过程中他征服了我们所有的人。每学期我们都要在牛津大学与其他政治俱乐部，尤其是与工党人士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