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的表态进行工作，邀请了英国职工大会的人到唐宁街１０号来举行了几次长时间的会议，然而损失已经造成了：看来好像我们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我们如果接受了职工大会的表态，我们的处境会好些，会使英国职工大会为难。事实是，英国职工大会的表态无疑使我们处于被动地位。这一事件给我的教训是，在其后果未得到充分权衡以前，既不要接受也不要拒绝任何表态。

    在福拉德街我家的寓所里，丹尼斯和我在烛光下谈论着政府当时所处的困境。很清楚，政府犯了许多错误。而且，如果我们想办法度过了当前的危机，那就必须对政府的方向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然而，无论我们已经采取的做法有多么不同，无可置疑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着一场我们必须获胜的斗争。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工会和工党支持的矿工，正在违抗议会制定的法律。那些斗士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搞垮政府并一劳永逸地表明，英国只能按照工会运动的意向进行管理，这一点不仅是我作为保守党内阁大臣不能容忍，而且其他千百万看到国家基本自由受到威胁的人也不能容忍。丹尼斯和我，我们的朋友和大多数我们党的工作者们都感到，我们现在必须接受挑战，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举行大选并赢得大选。从这时起，我一有机会就极力倡导这一见解。

    然而，特德·希思的态度使我感到吃惊和困惑。他似乎脱离了现实quot;他更关心第三阶段的前途和石油危机，而不是政府的生死存亡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内阁的讨论集中于策略和细节，从来不谈根本性战略。这种内容的讨论也许可在其他场合进行，但我说不准。无疑，他们缺乏紧迫感，令人不可思议。我想，这是由于特德心里想拼命避免进行大选，因而不愿严肃地考虑举行大选的可能性。最后，也许正如我们有些人猜想的，由于他的核心成员对这个问题意见分歧，他终于在１月１４日，星期一分几批把我们召到唐宁街１０号他的书房去见他。

    到这时，我们离２月７日——最好的、最可能早的日期——大选的最后限期没有几天了。在我们这一批去唐宁街１０号的人中，主要是约翰·戴维斯和我发表讲话。我们二人都强烈地劝说特德面对事实，不能让工会这样违抗法律和民主选举的政府的政策。我们应及早举行大选并问心无愧地为quot;谁统治英国quot;的问题而进行斗争。特德很少讲话。似乎他要我们来只是为了走形式而不是出于任何其他目的。我看得出他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虽然他没有这样说，我离开时感到沮丧。我仍然相信，如果他早一些举行大选，我们可能有突破，因为我们有可能将竞选运动集中于工会权力问题。

    １月２４日星期四这一天内阁开了两次会。当时担任能源大臣和党的主席的彼得·卡林顿主张对电力限制放宽些。但是，由于上边我所说的原因，我们之中许多人都对这种建议感到优虑。那天晚上举行的第二次内阁会议是在全国矿工工会执委会为罢工决定进行投票后举行的。这或多或少使形势发生了变化，更加有利于采取谨慎从事的态度，尽管对限制措施稍有些放松。我感到，赞成罢工的票可能占多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就要进行大选运动了。

    下一个星期三，１月３０日，矿工投票结果尚未揭晓，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特德告诉我们内阁已经收到了工资委员会关于各种工资比照级差的报告。问题是，我们是否接受这个报告并建立一个新机构以便调查因quot;比照级差quot;而提出的工资要求。矿工们一向扬言要求提高他们的比照级差工资——因此他们拒绝了特德提出的quot;社交时间加班工资quot;，而且这一提议适用于所有倒班的工人。工资委员会的报告可能为他们在收入政策范围内解决问题提供基础——尤其是因为该报告特别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即由于quot;外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