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内的开支。我提到的这两种可能性都不是特别有吸引力。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至少向出席会议的人表明，在地方税问题上做点事和知道做什么有很大区别。

    ８月１０日星期六在圣斯蒂芬俱乐部召开了候选人大会，我利用我在会上的讲话宣传了我们的政策。我主张地方税体制的全面改革要考虑到个人的支付能力。为达到这一目的，我建议将教师工资转移到财政部负担并实行更好的临时减税办法。这时是新闻淡季，是一年中推出新方案的好时机。因此我们得到了一些有利的宣传。

    我当时觉得似乎这证明我们可以不提出更具体的数字就可以在竞选运动中获胜。实际上，回顾这段时期可以看出，我们已经太具体了，因为，正如我１５年以后发现的，像把劳务费从地方转quot;移到中央政府的这种措施本身，并不能降低地方当局的税率。

    我本来想离开伦敦的湿热天气和政治的纷扰，到兰伯赫斯特同家人过个愉快的假期，这将是３年来的第一次。但这次又不成了。电话铃不停地响，特德和其他人一直催促我更多地考虑新方案。然后到８月１６日星期五，我又被叫到威尔顿街去参加另一次会议。特德、罗伯特·卡尔、吉姆·普赖尔、威利·怀特洛和党中央总部的迈克尔·沃尔夫等人都到会了。我很快明白了开会的目的：他们要迫使我同意在竞选宣言中做出承诺，在一届议会期间全部取消地方税。我表示反对，理由与反对保证把抵押贷款利率降到９．５％以下是一样的。但是特德和他的核心圈子被他们在２月的意外失败吓坏了。在新一轮大选中获胜的迫切愿望使他们急不可耐，要抓住救命稻草，或者用他们的行话来说抓住宣言这个quot;金块quot;。

    为地方开支筹款有各种办法。对于中央政府拨给地方政府一揽子补贴的制度，我们都感到忧虑。因此，我告诉影子内阁，我认为财产税改革似乎是最省事的选择。不过我心底里还有一个想法）即以地方征收汽油税来补充财产税。乡然，对这两种方案都持反对态度的大有人在，但至少比提高所得税要好。

    无论如何，我的同僚们所关心的，很明显，就是保证取消地方税，特德在威尔顿街的会见中坚持这一点。我由于再一次被迫提出一些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而感到受到伤害和愤怒。但是我想，如果我把处理具体问题的小心谨慎态度和我大胆的表达风度相接合，那么我就可以使我们的地方税和住房政策成为为党赢得选票的手段。这是我当时要集中精力去做的事。

    ８月２８日星期三下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这次会上我宣布了我们的最后方案。我毫不迟疑地宣布了一揽子措施——抵押贷款利率控制在９．５％左右，取消地方税。正如老练的《旗帜晚报》记者罗伯特·卡维尔说的quot;饱经风霜的记者们对这些措施几乎象对党中央总部提供的雪利酒一样的欢迎quot;。报上登的大都是关于我们的消息。人们普遍认为，自２月大选失利以来，这是党得到的最大鼓舞。甚至有人谈论保守党可能在民意测验中又要领先，当然这过份乐观了。建筑协会联合会欢迎抵押贷款利率９．５％的方案，但对我提出的费用的数额表示怀疑。事实上，我愤怒地告诉他们，是他们的计算有错，然后他们收回了。在经济问题上持右派观点的人持批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我们需要争取回来的保守党基层党员非常欢迎我们的方案。关于地方税的保证也受到他们的欢迎。工党惊慌失措了。不寻常的是，quot;举办宴会quot;的托尼·克罗斯兰反应过火，将我们的方案说成是quot;玛格丽特仲夏的疯狂quot;。然而所有这些宣传报道对我个人也是非常有利的。尽管当时我不知道，从这时起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竞选运动结束的这段时期使我有机会在全国和议会中的保守党党员中留下好的影响。没有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