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下去，我的对手们做得大过火了，１１月２９日星期五，我正在约翰-科普的南克罗赛斯特选区，突然接到了秘书阿利森·沃德的电话，说广播里正报道有人看见我在芬奇利路的一家商店里买大量的糖（当时食糖短缺）。阿利森已经做过调查，发现那里根本没有这么一家商店，而家庭的糖消费量怎么说也是有限的。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谎言。我对此予以坚决的否认，阻止了媒体的传播，结束了这场荒诞的攻击。

    我认为这种做法最终总是事与愿违。它向全国的妇女表明了这些男政治家们对普通的家务事多么无知。它也说明这些保守党的达官显贵们对于许多像我一样出身平凡的人，怀着多么丑陋的蔑视，只把他们看作是投票的机器。对我的反对者来说最严重的是，他们的做法激起了保守党内持公正态度的议员们对我的同情，他们看到我成了捏造愚蠢攻击的目标。

    尽管如此，我当时的确很难过，有时几乎要落泪。有时气得发抖。但正如我对我的朋友，斯特里瑟姆的议员比尔·谢尔顿所说：quot;我看到他们怎样毁掉了基思，可是，他们毁不了我。quot;

    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更促使我下决心参加竞选。还有关于爱德华·杜坎也要参加竞选的许多传说。作为后座议员委员会的主席和一位男性，他很可能比我获得更多的支持。１２月５日星期四，就在囤积的谣言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在罗伯特·黑德利的克赖斯特丘奇选区参加保守党的一次集会。罗伯特是杜坎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杜坎会出来参加竞选。我说如果他真这么做，我就要重新考虑我的立场了。我们不能分散右翼的票。

    阿宾顿的议员艾雷·尼夫是杜坎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也是他在后座议员委员会执委会的同僚，我对他也很熟悉。我们在业务上曾多次相逢。作律师时，我们曾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在威斯敏斯特花园区他曾是我的邻居。在我担任反对党社会保障发言人时，曾在他起草８０岁以上老人抚恤金法案时帮助过他。我们都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任教育和科学大臣时，艾雷曾考虑辞去他担任的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我帮助说服他留了下来。

    艾雷是个有着各种截然不同特点的人。他态度温和但又很有主见。作为一名作家和从科尔迪茨战俘营逃出来的英雄，他带有一种浪漫气质。比起其他议员，他的经历要多得多，也经受了不少磨难。他有幸有戴安娜这样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出色的妻子，她忠诚地支持他。５０年代艾雷曾当过短期的低级部长，后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辞职。我知道特德曾不近情理地告诉他。这是他事业的终点，艾雷的政见不大容易说清楚，我认为他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属于右翼，可能他并不从右翼的角度观察世界。我们相处得不错，我感到我们互相尊重。但是那时我们还不像日后那样成为亲密的朋友。

    艾雷在我决定参加竞选后不久来看我。他希望说服杜坎出来竞选，而杜坎本人还在犹豫不决。由于特德没有给他高级职位，他专心致力于城市工作，他现在不愿放弃这项工作，当然，在杜坎作出某种决定之前，艾雷是不可能积极支持我的。不过我知道我可以企望得到他的建议，他也答应和我保持联系，我们后来也确实保持了联系。从那时到那年年底，他几次来到我在议会的办公室与我交换意见。整个的quot;囤积quot;风波足以说明我将面临的是怎样严峻的斗争。如果我最终能正式进入候选人名单，艾雷最好能在身边帮助我。

    １２月７日星期二，内政委员会宣布的结论再次削弱了特德的地位而加强了他的潜在竞争对手。保守党领袖将每年选举一次，竞争者只要有一个推荐人和一个支持者提名就可以了。而第一轮投票获胜所需的多数票数却显著提高到了５０％，另加上有资格投票者１５％的票数。这实际上激励了竞争者，它意味着有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