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和媒体打交道突然变得非常重要了，在这方面，戈登·里斯的作用是宝贵的。记者安格斯·莫德兼有深刻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１９６６年由于在《旁观者》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而被特德无礼地撤掉了前座议员的职位。他帮助我写了题为quot;我心目中的保守党quot;一文，刊登在《每日电讯报》这样的大报上；我同时收到了许多《每日电讯报》记者提供的有用的建议，这些人包括：彼得·厄特利、约翰·奥萨利文、弗兰克·约翰逊和艾尔弗雷德·谢尔曼等人，他们都支持我的主张，尽管他们的报纸也给了特德一些支持。乔冶·加德纳是１９７４年２月选举中加入进来的议员，此人是记者，还是《保守党新闻》的编辑，了解保守党中央总部的闲谈信息。他帮我起草文章，这确实是一个思想活跃的班子。

    事实上，人们对我参加竞选的态度的变化是可以感觉到的。１月２１日星期二，我在几尼俱乐部的圣斯蒂文餐厅的午餐会上讲话，在场的有全国和地方各大报的记者。到这时，根据艾雷收集的调查结果，我开始真正感到已有成功的机会。我苦笑着对他们说：quot;要知道，我真地认为现在你们应该开始认真对待我了。quot;他们惊讶地回头望着我，其中一些人可能不久就这么做了。到了那个周未就出现了从全新的角度评价我的竞选活动的文章。

    同样，第二天在下议院与总是一幅谦和模样的丹尼斯·希利的另一次交锋也没有损害我的前途。他以恶毒但含糊的语气把我说成是quot;享有特权的热情之花quot;。我草草写下几句回敬的话。稍后，我兴致勃勃他说：quot;有的财政大臣是微观经济学家，有的财政大臣理财有道，可这位财政大臣却是廉价的。quot;保守党议员很爱听这些话。

    就在离选举一周之前，艾雷、基思和比尔来到我家中讨论最新形势，那是１月２６日星期天，从已作出承诺的人数来看，表示支持我的有１２０人，支持希思的还不到８０人，似乎情况太乐观了。我们还需要对人们作口访，重新研究他们的意向。彼得·沃克和特德的议会私人秘书蒂姆·基森和肯·贝克是希思竞选运动的主要筹划人。估计他们收到了二人票数相同或者更乐观的消息，他们的错误在于相信了那些消息。与艾雷的作风成明显对比的是，他们在第一轮投票前就大喊大叫地预言将获得巨大胜利。

    在福拉德街我家中，大家同意星期一晚上我要在委员会１３号会议室向我的主要竞选活动成员讲话。关于竞选活动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即使他们忘记的那些政治策略以及实际上是政治的欺诈，也比我所知道的要多得多。因此，我转而去谈我个人对保守党社会的看法和设想并回答问题，从１０点半一直谈到半夜。能就我所信奉的东西讲一些肺腑之言，并且感觉到对我的事业至关重要的人们在倾听，其感受实在是妙不可言。显然，我的听众也有同感。一些议员告诉我他们从来不曾听到任何一位保守党高层人士从哲学角度谈政策。看来，对过去几年保守党没有方向、得过且过的做法感到沮丧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这时希思阵营改变了竟选方针，但仍不得要领。嘲笑挖苦手法遭到失败。他们改为攻击我所代表的保守主义。他们说我的观点可能吸引党的中产阶级基层支持者，特别在南部地区，但绝不会赢得那些不信奉保守主义的人。我于１月３０日星期四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的文章从正面谈了这个问题：

    （作为教育大臣时）我曾被攻击为为了保卫中产阶级的利益进行后卫战。现在当我领导着保守党反对社会主义的quot;资本转让税quot;方案时却再次受到同样的指责。如果quot;中产阶级的价值观quot;包括鼓励多元化和个人选择，提供公平的奖励，对技能和勤奋工作给以报偿，坚持有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