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显然很难过。我还察觉到了某种敌意，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赞赏他们的忠诚。我请他们继续留下工作，如果他们认为可能的话。结果大多数人留了下来，至少也干了一段时间。当时，反对党领袖议会办公室是现在内政大臣的办公室，有一个大房间，外边一间能作为两名秘书的接待室，还有楼上的几个小房间。这里空间狭小，夏季一到就非常闷热。（只是到了１９７６年夏，我们才搬进了一套宽敞了许多的房子，这里曾是议会礼仪卫士的用房。在此办公期间，我的活跃。可靠的选区秘书艾里森·沃德加入了我从特德时期承接下来的秘书班子。）

    当选领袖之后，如潮的信件接瞳而至，有时每天８００封。尽管中央总部的女孩子们过来帮助分理邮件，但一般情况下这是我４名秘书的任务。他们坐在主房间的地板上，将信开封、归类。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可还是毫无希望地缺乏条理。后来，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建议我请戴维·沃夫森负责邮件科的工作。阿利斯泰尔觉得如果曾经担任过通用邮购商店邮件部负责人的戴维都不能理顺这种混乱状况，那就没有人能行了。事实上，无论是在反对党时期还是后来在唐宁街１０号，戴维的才干得到了比整理信函更为广泛的发挥：他洞察商界的意图，提供了重要关系，尤其在政治上善理乱麻。

    但我还需要一位全职的办公室主任，他必须勤奋、可靠，而且，既然要起草那么多的讲话稿、文章和信件，他更需要有好的文学素养。我的老朋友兼同事，凑巧又调任《每日电讯报》编辑的比尔·迪兹推荐了理查德·赖德，他当时正从事《每日电讯报》高雅的花边专栏《彼得巴勒》的工作，理查德于４月底来到我这里，开始与我从特德那里接过来的秘书之一卡罗琳·斯蒂芬斯共事，她后来成为卡罗琳·赖德。

    理查德·赖德在经费少的情况下，将这个不大的办公室管理得很有效率。它如一只快乐之舟，几位令人愉快的人同舟共济，去成就更美好的事业。马修·帕里斯负责信函回复工作，他表现出后来为《泰晤士报》工作时的速写的天赋；那是在１９７９年竞选开始前夕，当时一名妇女在、封充满哀怨的来信中反对我们出售公房的政策，同时诉说自己的抱怨。马修告诉她，能够享用我们及其它纳税人为之付帐的家宅已是幸运的了。像维多利亚女王，我可没觉得这个答复有趣——尤其是当《每日镜报》在竞选伊始就发表了这封信。但马修还是渡过了难关。

    理查德来后一个月，戈登·里斯奉调来我这里工作一年。他由电气和公用事业公司来加入了我的专职工作人员的行列，帮助处理新闻等其他许多事务。戈登真是天赐良才，凭着他那从不失效的出色幽默，这位热情奔放的前电视制片人总能让我乐呵呵地同意了我可能会对别人拒绝的事。他的观点是，如要宣传我们的主张，千万不能只看重《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这类大报，而是要同样重视中等畅销的报纸，如《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以及一那才是真正的革命——重视《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此外，他还认为即使是在社论类文章中支持工党的报纸，如果我们真的有意提供给它们有意思的文章，它们也会愿意公正对待我们。他这两个观点都是对的。后来《太阳报》和《世界新闻》在向传统的非保守党选民传达保守党价值观点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左翼的《星期日镜报》也给我以平等和全面的报道，无论其评论性文章怎样批评我们。戈登定期与报纸编辑们谈话。他还劝我说，他们真正想见到并听取其看法的人是我。于是，后来无论我的日程上安排了什么，只要戈登说我们必须与某位编辑共进午餐，那么这件事便是最优先考虑的事。

    戈登所做的另一件事也是极为重要的。每位政治家都得想法子如何为适应媒体而改变自己的举止和形象，如果拒绝让步，听起来可能会颇为勇敢和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