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反对党领袖生涯中第一次真正的公开亮相是从２月２１日星期五访问苏格兰开始的。伴随着由一位幽默的风笛手吹奏的一曲quot;人就是这样quot;，我在爱丁堡机场一走下飞机，就受到苏格兰式的热情欢迎。所到之处成群的人拥过来看我。我原定漫步爱丁堡市中心的计划不得不整个取消。在王子街附近的圣詹姆斯商店区中心原预计会有数百人，结果３０００人拥了进来，可那里只有６名警察在徒劳地试图挡住他们。几位妇女晕倒了，有的人眼含泪水。因为人群挤靠着商店厨窗，此时真有发生悲剧的危险。眼看继续走路不可能了，我只好躲进一家珠宝店，在那里我看到了一枚蛋白石（我的诞辰石），后来我将它嵌在了一只戒指上。这件事向警察及我本人表明，从现在起，在组织我的访问活动时，后勤工作中不能有丝毫外行做法。

    我在苏格兰保守党基层组织总能受到友好的接待。那种腹背受敌的处境仿佛磨砺了这里人们的斗志。但从更普遍的角度说，我的蜜月持续时间并不长，紧接着那种常见的政治生活便汹涌而来。民意测验在２月时还显示出保守党领先工党４个百分点，仅在一个月之后就成了工党以２％领先——也许在统计上意义不大，但却惊醒了那种过早的自鸣得意。形势很快就清楚他说明，党内一些实权人物开始给我们制造麻烦了。４月初，哈罗德·麦克米伦和特德·希思在青年保守党年会上发表讲话，主张警惕保守党右转。欧洲问题全民公决运动把焦点放在欧洲问题上，进而又刺激了联合政府的倡导者们的胃口。这一切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我在议会的首次重要亮相，是参加５月２２日星期四的经济问题辩论，会上我与哈罗德·威尔逊进行了交锋。那次我被严厉而公正地批评为没能令人信服地提出保守党的替代性政策。当时的困难是）我们还不能提出有说服力的替代政策。当时我们要为希思政府站不住脚的政绩记录进行辩护。由于这种束缚，我们还不能突破现状，提出一套适用的自由市场政策作为替代。

    由于这些原因，我的这次辩论发言及数次其它场合的发言都没有讲好。要率领反对党参加已有定式的辩论，仅靠几句提纲（这是我擅长和喜欢的）是作不了内容广泛的讲演的。作为议会前排议员的讲话必须有一份准备充分的讲稿，可以提供给新闻界。但是这类讲稿同时必须大大有别于那种适用于对一大群热心听众发表的只在鼓掌时才被打断的书面讲稿，而且，当然你只有在议会树立起相当大的权威时，才能在没有人喝倒彩和打扰的条件下读完讲稿——这种殊荣常常只给予首相，但也并不是一贯如此。

    然而，我们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策上的矛盾尚未解决。因为有了基思·约瑟夫和安格斯·莫德全盘负责，使我能够相信制定政策的进程会沿着我认可的路线发展，但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从来不是理论或技术上的，而是个人和政治上的因素。无论我们花多少时间争论有关公共开支、收入政策及工业补贴政策的是非，我们影阁中有些人（很可能是少数）坚信自由市场政策定会成功，而其他人却与我们一样坚定地相信它不会成功——或起码只能在付出了令人承受不起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后才会奏效。另外，我们不是在真空条件下讨论这些问题的。那几年里，工党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方针，每一个方针都迫使我们确定自己的立场，把我们的立场与反对其政策的立场一致起来，并使我党的替代主张更有棱角。

    １９７５年３月，我们讨论了基思和安格斯提交的一篇关于制定政策的文章。他们建议让后座议员备委员会和外面支持我们的专家参与这项工作，大家同意了。政策小组的数量继续增多，而其效用程度不同。它们一般由有关的前座发言人主持。杰弗里·豪的经济重建小组是推敲经济政策的主要论坛。影阁中也不时搞一些由我亲自主持的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