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而且从内心来说也确信，《每日邮报》就这篇讲演所发表的社论是正确的：quot;如果这就是她的批评家所声称的突然右转的话，那么９０％的国民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这样做了。quot;

    在当了一年反对党领袖后，我觉得已能自立了（但我仍感到不适应在下议院担任的新角色。我已与议会党团及全国的保守党组织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对于我办公室内的一小队人马的工作情况，我很满意。我只希望影子内阁也能被导人正轨。

    我的家庭生活也进入了新的轨道。丹尼斯已正式从宝马公司退出，尽管他还忙于他的其它生意。一对双胞胎都２２岁了，过着他们独立的生活：卡罗尔将要完成她的律师培训，并将于１９７７年去澳大利亚当记者。马克还在学会计。福拉德大街是我们在伦敦的家，我在那儿招待客人，议会开会期间则在我在议会的房间里。

    保守党年会两周后，我们搬入了在兰伯斯特的斯科特尼堡的一个旧套间（我们在卖了quot;芒特quot;住房后，在科特公寓租了一套房子做为过渡）。我们的朋友西马尔·卡扎勒特基尔是一位前任议员，他在那儿也有一套房。他经常举行午餐会，看来方园几英里之内的人他都认识。哦的老朋友爱德华·博伊尔在不远处有一幢房子。其它的邻居还有朗福德夫妇，爱德华·克兰克肖（他是海兹伯格的历史学家）和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但在西马尔·卡扎勒特一基尔家的餐桌旁进行的讨论最引人入胜。对我来说，那是离开威斯敏斯特高度紧张而炽热的政治气氛的一种休息。餐后告别时，我经常下决心设法去多了解一些关于某一话题的知识或拓广我的阅读面。例如，在一次讨论共产主义的时候，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说共产主义的整个心态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有产者》中都可体会到，他建议我一读读这本书。quot;我读了这本书，发现他是对的，并且进一步更深入地钻研起俄罗斯思想和文学来。

    我们在斯科特尼过的第一个圣诞节非常愉快。但无疑，我认为１９７６年将是对我进行考验的一年。英国正陷入一场经济危机，持续下去的话，不久就会把国际货币组织卷进来直接充当在英国经济运行中的一支力量。工党政府对此毫无良策，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它正在失去在议会里的微弱多数小但我们保守党也很难把这种情况转为我们的优势，显然这是因为人们把工会组织看成是力量强大、无所不能的。因此，我们总是被这个问题所迫而处于不利地位：quot;你们将如何对付工会组织？quot;或者更不祥他说：quot;工会将怎样来对付你们？quot;

    除此之外，还有对影阁表现的广泛批评，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我决心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我重组了班子。反对党班子的重组总有着强烈的闹剧色彩。反对党领袖在议会的套间的格局布置使得我无法控制人们的进出，从而无法用适当的微妙的差别来对待走运的和不幸的同事们。尴尬的碰面总少不了。好在一次重组不会有许多血溅到地毯上。

    我很高兴约翰·比芬愿意加入影阁成为能源发言人。在希思政府的政策作了个１８０度大转弯时，他可能是那时后座议员中最有口才、有成效的批评者，我欢迎他的加入。如果说提拔约翰·比芬意味着我们正认真地改正过去犯的总体主义错误，那么重用道格拉斯·赫德——特德的一个亲密助手——作党的欧洲事务发言人，则显示出不论特德自己感觉如何，我对在他手下干过亨的人并不怀恨在心。我让威利代替伊恩·吉尔摩任内政大臣，伊恩·吉尔摩则去负责国防事务，他成了一个极有活力而又有成效的影阁发言人——如果他到此为止，所有有关的人便能活得轻松些了。其它的职务安排象做抢座位游戏似的。我把帕特里克·詹金移开去到社会服务部门取代诺曼·福勒，诺曼·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