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政府和反对党议会督导来调查事实真相，当他们的报告表明我们是对的时，首相做出了让步，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第二次表决。这次工党的议会督导确保他们所有的人都出席了，从而胜利了。

    在这种情绪对立的情况下，我们决定提出一项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就会被责怪，说我们没有尽力打击这个由于失去多数地位就采用阴谋诡计的政府。但事物都有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就会显得很蠢。而我们很可能会失败，因为小党害怕过早地举行大选，而且无论如何会被政府议会督导员的动听允诺所诱惑。当然结果真地是这样。几乎等了３年以后，政府才因为失去多数支持而下台。

    同时经济情况更加糟糕。１９７６年２月政府宣布１９７７-７８年度的支出减少１６亿英镑，１９７８-７９年减少３０亿英镑（在今天来说，分别相当于６０亿英镑和１１５亿英镑）。尽管听起来这是很大一笔款项，其实只是巨大的计划增加支出额的一小部分。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帮助英国渡过难关批准了备用信贷额度的申请。尽管如此，在３月还是发生了一场全面的英镑危机。６月英镑再次面临沉重压力，英国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用更多的备用信贷，需在６个月后偿付，如果不能偿付，英国不得不再要求获得更多的国际备用信贷。那时通贷膨胀正在下降，但巨大的利率加上没能真正削减公共开支和公债，使政府仍无法控制潜在的金融和经济问题。９月份的新一轮英镑危机将可能导致英国耻辱地把经济控制权转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轮英镑危机正是国际市场对工党政府的经济管理完全无可非议的失去了信心的结果。

    这种情况无论对国家来说是多么艰难，反对党的日子本该期望会好过些。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难题。人们希望我们支持工党政府犹豫不决而又栅栅来迟的使用金融管制的举动。这很公平。但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压力，要求我们在处理工党政府自找的磨难时，采取负责的态度，无论这是多么值得赞扬的做法，却必然会束缚我的攻击风格。

    比如，１９７６年党的年会是在政府面临无法遏制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举行的，这本该是一次凯旋式的盛会。但却不然。在布赖顿开会的我们都神经质般地觉得需要责任感，需要小心谨慎。当然，实际上，我所说的关于政府经济政策的话中没有什么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比其现状更差的看法。但就在我讲话的前一天，利率升至了１５％。在我最终定稿前，我在布赖顿召开了一个影阁会议，讨论我们应该采取的立场。雷吉·莫德林帮我重写了那已改得不成样子的关于经济的几段。文章写得很差，而且是在一个临时安排的狭小大厅里，气氛不够融洽，也可能是由于我缺乏信心，这个讲话没有讲好。随后，我来到隔壁大会的一个分会场，发表了一场即席演说。几名听到这场演说的记者都赞不绝口。但由于没有写下来，这场演说也就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了。

    总的来说，１９７６年常规的政党政治充满挫折而义毫无结果。尽管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工党在众议院的多数也在消失，政府还是步履瞒跚。我们对英国职工大会采取了开放的举动，但陷入了僵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起了我国的经济政策，极度危机的气氛开始缓和。但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事业正有所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