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保守党领袖后面临的第一个大的政治挑战是关于英国是否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的公民投票。举行公民投票是工党在野时为使党保持团结所作的许诺。出于若干理由我倒希望这是一次关于某个其他问题的挑战。欧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德热衷的问题。他认为他的最大业绩是使英国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而且既然现在他已失去领导地位，他愿对此事投入更大的热情也是十分自然的。如同在竞选领导职务运动期间已经明显表明的那样，人们有些怀疑我对这个问题不太热心。与特德相比情况也许确实如此。但我的确真诚地相信脱离共同体将是愚蠢的；我认为共同体提供了同其他西欧国家联系的经济纽带，这一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且我尤其是欢迎加入共同体后其成员资格所给予的更大的贸易机会。然而，我并不把欧洲问题看作是对其他一切事情的试金石。虽然我认为英国最好呆在共同体内并且尽可能充分利用它，但我同样能够完全理解总的来说抱相反看法的那些人。在我看来，关于英国的欧洲命运、更不用说关于欧洲的认同的夸张言辞；并不真正中肯，虽然有时我在公开讲坛上也稍许使用一些。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极其乐于由特德在公民投票运动中担任我们这一边最主要的角色，并由威利代表保守党担任quot;欧洲的英国quot;的副主席，quot;欧洲的英国quot;是同亲欧的工党下院议员和自由党人合作建立的quot;投赞成票quot;运动的组织，康·奥尼尔和后来的罗伊·詹金斯任其主席。

    这个安排具有两个优点和两个不利之处。优点是，虽然我在运动的开始与结尾时需要以高姿态公开露面，但我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其次，党内最热衷于欧洲事务的人将能把他们的全部精力投入第一线。两个不利之处也许是我应该预见得到的，首先这将使特德东山再起的胃口增强，其次是保守党内外决意摆脱我的势力将会试图利用正在开展争取quot;赞成quot;票运动的各党联盟，把它作为一场争取成立quot;中间派quot;联合政府运动的核心。

    我还碰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推理上的困难。我从特德那里继承下来的立场是彻底反对关于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整个思想，理由是这违反宪法而且不是英国人的习惯做法。即使我曾经想要改变这一立场，我也没有时间这样做；在我就任领导职务仅仅两周后，政府就公布了它的公民投票白皮书。此外，把公民投票攻击为一种只是图谋使工党内阁保持团结的宪法上的畸形怪物，党就可以获得取之不尽的政治好处。然而，我感到不安。首先，显然有个实际问题，即无论保守党提出什么样的抗议，我们横竖都必须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我们将会很快就不得不认真地对待它——而且要让人们看到我们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恰当的结果的话。其次，而且还只是个模糊的想法，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当某个个别问题使得国家而不是政党发生了分裂、大选并非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手段时，也许就需要号召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同样，如果一个获得好斗的工会支持的很左的政府试图在宪法惯例的掩饰下向基本自由权挑战的话，保守党反对派就可能试图这样做。

    我决定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材料。举行公民投票的思想在英国政治中具有相当悠久的渊源和历史。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关于爱尔兰地方自治、上议院的权限、征收粮食关税等问题上都被提出过——有时是由保守党领袖们提出的。１９４５年丘吉尔曾提出讨论就议会任期延长到日本被打败时一事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可能性。在这些案例中没有哪一次曾经举行过事实上的公民投票。但是如果不去严肃认真地对待主张举行公民投票的事情则显然是错误的。我尤其被迪赛的《宪法的法则》第八次修订版中的下述论断所吸引：qu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