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是从１９７５年６月２６日星期四至６月２８周星期六。然而，第一个星期四晚上在英国驻波恩大使的官邸内我的头脑却集中在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上，在那里西伍尔维奇补缺选举的选票计数工作正在进行中。与我的前任不同，我决意在补缺选举中亲自参与竟选活动，这是有点冒风险的，但是当事情进行顺利时，如同这一次的情况那样，这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以７．６％的多数获胜赢得了席位。由于如通常那样党缺少现金，我没有带新闻官员陪同前往，戈登·里斯在知道这一情况后曾向我建议，如像预料那样取得成功我应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我们同意我讲话的大意是quot;这是走上结束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步quot;，然后我会做个丘吉尔式的胜利手势一既然我是在德国，这就更合适了。戈登并没有考虑到要教我如何做这个手势。所以，第二天当我被要求就此选举结果发表评论时，我笑笑并举起了两个手指，不幸的是手指的方向反了，兴高采烈的摄影师们把它当作一种轻松愉快的表示，一定是对工党的粗俗的蔑视而不是对我们自身成功的满意。

    那天晚些时候我第一次会见了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这位社会主义者。我们讨论结束时我得出的结论是，他比我的影子内阁中某些成员的社会主义思想要少得多。这两点印象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然而，我们对工会问题的看法确实并不一致。赫尔穆特·施密特根据德国的经验，无法理解我们在英国为何不直接把全部工会领袖召到会议桌前明智地解决问题。我指出由于战后英国占领当局对德国工会结构所进行的改造，减少了它们的数量并使它们建在产业基础上而不是行业基础上，他的想法在波恩具有实际的可能性。在伦敦召开这样的会将需要一个小型体育馆。（就我所知，上属改造应归功于保罗·钱伯斯，他是同盟国占领时期管理德国西部的管制委员会的英国成员：我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就认识他。）我很想补充说，多数的英国工会领袖和他们的德国同行不一样，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的兴趣至少与对敏感的工资的讨价还价一样大。但是我决定这一点可以国待另一场合去谈。

    东道主基督教民主联盟为我安排的午餐时间较晚。３位德国名人出席了午餐，他们是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和下一年联邦选举的总理候选人赫尔穆特·科尔，基督教民主联盟总书记库特·卞登考夫和——所有的人当中最著名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的伟大的德国财政部长路德维希·麦哈德。我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曾经和赫尔穆特·科尔有过一些讨论。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和蔼可亲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具有本能的健全头脑。但是我们彼此不会讲对方的语言，因而我们的讨论多少有点停顿。然而，关于下一个１０年，我们在主导欧洲政治的东西方关系问题上大体上所见略同。卞登考夫教授是一个具有博大开放性格的人物，过分口若悬河，极度聪明而且精力特别旺盛。他滔滔不绝地谈他的思想与见解，我很难插话。像我一样，他具有明白无误的决心，要在他的党重新掌权时，为政府制订一份严谨的经过慎重思考的纲领。路德维希·艾哈德此时已不再参加任何现实的政治活动，但是显然他听说过我的政见（和经济学观点）与众不同（这就是说与他本人的相似），足以使这次讨论具有吸引力。我很高兴地发现，这位前总理、德国繁荣的设计师，很有风度，十分精明。他问了我许多关于我的经济方针的尖锐问题，最后他似乎感到满意了。我觉得我在一次重要的导师辅导课中的表现良好Ｊ这３个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代表着德国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巨大实力，因而我离开时觉得我们这两个党都处在反对党地位但又都准备要掌权，有着很多共同之处。

    第二年我进行下一次访问时是去参加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代表大会，关于这一点我早已叙述过，这次接待部分地证实了我的上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