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大会的其他政党领袖有赫尔穆特·科尔和弗朗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巴伐利亚州基督教社会联盟领袖，他在赫尔。科尔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选举中以微弱少数失败后，成为德国右翼的总理候选人。他们两人之间的悬殊差别使我很感兴趣。两个人都身体魁伟，很有德国人特色。但斯特劳斯先生是个生性活泼的知识分子，十分机智，是个有造诣的雄辩家。他缺乏赫尔穆特·科尔的谨慎，在与赫尔穆特·施密特竞争时，他的感情冲动和并不完全名副其实的极端主义名声后来使他失败了。这是在克莱斯汉姆城堡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时刻，欧洲民主联盟是奥地利人的创见，他们是极好的东道主。对我来说这也是在重要时刻的一个有用的讲坛。

    我已经提到过，第三个紧迫的欧洲问题是共同体各国在东西方关系中的作用。虽然这个问题从我成为党的领袖后不久就使我全神贯注、但我只在一个场合直接谈到过它，——在由休·托马斯帮助起草、于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３日星期五在布鲁塞尔向天主教大会发表的一次讲演中。主题是quot;外交政策的原则quot;，论述的范围很广，包括需要在全世界推进民主以减少战争的危险。但是讲话中引起最大注意的那部分是关于欧洲共同体的政治作用问题。我并不把欧洲经济共同体仅仅看作是一个经济实体：它具有更广泛的战略目的。作为毗邻苏联控制的东欧的一个民主、稳定和繁荣的地区，它既是一个显示西方生活方式的窗口，又是一块把各国政治家和人民从共产主义拉开的磁铁。此外，西欧国家在处理它们同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关系时，其指导思想不应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而是要充分考虑到技术转让和廉价贷款对俄国战争机器的润滑作用。

    我们必须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西方提供的信用贷款、谷物和技术；关于安全与裁军的各个不同方面的谈判；苏联和卫星国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全都是同一景物的不同表现特征。除非我们像苏联那样学会从总体上来看待这一景物，否则我们将不断失算。

    为了了解我们是如何得出这样一种看法的，有必要更加全面地考虑东西方的均势问题。